3月10日，政协委员厉以宁在会议上表示，现在教育资源非均衡配置是城乡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社会阶层固定化，形成职业世袭化。农村青年人受教育程度差，又缺少专门的职业技术教育培训，“农民的孩子外出当农民工，他的孙子也只好当农民工。”（《中国新闻网》3月11日）

    在西方国家，由于有严格的“反就业歧视法”，职业世袭的现象极为少见，官员子女甚至总统子女做普通职员或餐馆侍者的亦不新鲜。但是，我国却呈现了相反的景象：父母当官，子女从政；父母经商，子女接班；父母在银行，子女当柜员；父母种地，子女只能当农民工……越是“优越”的职业，世袭的现象越明显。

    职业世袭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厉以宁委员说的教育资源非均衡配置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至于职业世袭化与社会阶层固定化的关系，则需要重新理清，表面上，是社会阶层固定化，导致职业世袭化，而职业世袭化又让社会阶层更加固定化；实质上，目前我国无论是职业世袭化，还是阶层固定化，背后的根本原因都是公权私用，利用权力和社会关系来编织个人关系网，并为自己服务。

    职业世袭化，社会阶层固定化，使家庭背景不同的孩子产生两极分化：形成“穷二代”、“富二代”、“垄二代”与“官二代”……这种世袭，不仅会导致“拼爹”、“读书无用论”流行，更会伴随着职业世袭，产生出更多权力世袭、更多的腐败和滥用公权，最后的结果是积聚社会矛盾，破坏社会和谐，影响社会发展。从理论上说，破除职业世袭化的办法很简单，就是限制权力滥用。温家宝总理2010年在深圳考察工作时就指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

    依赖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起公权公用的自觉来消除职业世袭化，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制定严格的“反就业歧视法”，则是比较有效的捷径。目前，我国没有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相关规定主要体现在宪法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中，立法层次低、修改变化多、地区差别大、规定过于笼统，使得在实践中很难得到实施，遭遇就业歧视之后的维权，基本上没有出路。

    2011年，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日前发布的一份调查显示，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歧视，涉及性别、政治面貌、身高长相、年龄等诸多方面。其中，企业的就业歧视情况最为严重，其次是政府机关，再是事业单位。不同性质的企业，歧视程度有所不同。国有企业就业歧视最为严重。歧视主要集中在招聘广告、面试等环节。11月20日，该研究所发布的《2011年国家公务员招考中的就业歧视状况调查报告》称，调查的2011年国家公务员近万个岗位，全部存在健康歧视和年龄歧视，此外招考还在性别、户籍、地域等方面存在歧视性要求。

    近一个世纪以来，争取平等权、反就业歧视成为国际劳工领域的主流声音，各国也制定了系列的法律制度，明确规定禁止就业歧视的事由和保护范围，规定就业歧视的主要方式、判断标准和抗辩事由，规定举证责任与法律救济，并加强反歧视法执行机构建设，来实现这一基本人权。

    反就业歧视，需要观念的改变，需要基于劳动监察上的行政救济，但观念的改变和行政救济都需要现实法制的推动。近年来，我国关于制定《反就业歧视法》的呼声一直很高，2009年由24位学者组成的“反就业歧视研究课题组”就将《反就业歧视法(专家建议稿)》提交至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至于民意，调查显示，近六年来，就业问题一直是老百姓最关注的“两会”话题之一。可见，出台《反就业歧视法》，已经万事俱备，只差决心了。

    今年，温家宝总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改革”一词出现了68次，改革已经成为社会的最强音。我们希望，《反就业歧视法》能够借此东风，尽快出台，终结职业世袭化，畅通社会流动，增添社会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