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官”罗崇敏：改革是永无止境的

“这名‘奇官’的大胆探索，已经到达了当下体制所能触碰的改革极限！”

“改革是永无止境的，它真的有极限吗？”

■本刊记者／李焱鑫 发自云南昆明、红河等地

哪怕任上碌碌无为，罗崇敏的政治生涯也足够传奇。他30岁读初中，37岁姗姗步入官场，38岁成为副科长……50岁时已是正厅级。

“每个人，特别是每个领导干部都会珍惜自己的历史”，喜欢“折腾”的罗崇敏，从不满足于这份完美的仕途履历。在主政云南红河州和云南省教育厅的十年时间，他启动了数十项艰巨而浩大的改革工程。从直选乡镇一把手、废除城乡二元户籍制到取消中考，随便哪一项都足够令人瞠目结舌。

“这名‘奇官’的大胆探索，已经到达了当下体制所能触碰的改革极限！”有评论这样总结。而他却不以为然：“改革是永无止境的，它真的有极限吗？”

“不汇报”厅长

如果凡事都要等省领导开口，还要我这个厅长干什么？

2012年12月19日，西南大学的讲台上，兼职教授罗崇敏望了一眼手稿上的标题《价值主义教育》。

身着灰色中山装的他，显得很精神，发言却依旧犀利：“现在评价教师、学生和教育管理者的唯一标准就是考分，教育的传承与创新价值正不断流失。”

这是罗崇敏现阶段最关心的话题，也最容易点燃他的情绪：“我主张彻底地改革高考体制，靠一张试卷评价一个孩子12年的学习，公平吗？！”

去北京参加全国两会时，这位全国人大代表上交过《改革高考制度》的议案。“上面”有人提醒他，这是涉及国家层面的通盘改革，“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需要相当大的勇气”。

罗崇敏等不及了。去年，他以一己之力触及云南省内的高考制度：新增22分的学业水平考试量化成绩、考生综合素质评价作为录取参考依据，高校教授参与录取过程。

“不是没有人意识到必须改革教育体制，而是意识到的人还在‘装睡’。”罗崇敏说，“我就是要到最危险的地方去，搞出动静，叫醒他们。”

2007年，罗崇敏再次回归教育界。“身边人还有些遗憾，我却感到很欣慰，数数十几个省直部门，教育厅可能是改革空间最大、发力领域最多的。”

做惯了“改革先锋”的罗崇敏，不甘于平稳走过新一段仕途。他决心从人才选拔的终点入手，倒逼云南的基础教育回归本质价值，“那就是培养学生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创造之能力’”。

2009年10月，酝酿已久的中考改革方案出炉：云南省取消统一中考，高中录取引入新的评价方式——用学生初中三年的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综合素质评价成绩进行排名，“将一次考试变为多次”。

在教育厅厅长的权限内，推进这项改革并不困难，罗崇敏甚至没有向上递送材料。有人对此持有异议，甚至还写了匿名信。一次会议上，一位省领导劈头盖脸地质问：“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汇报？”

“没有必要汇报，教育部在2006年就提出进行高中招生制度改革，只是没有省份实施而已。”罗崇敏不卑不亢地说，“请你放心，这不是什么大事，我会做好的。”

罗崇敏有自己的改革原则，“不汇报”便是其中之一。“如果凡事都要等省领导开口，还要我这个厅长干什么？再说左请示右汇报，左开会右讨论，改革很可能改不成了。”

任上，罗崇敏推动了许多旨在改变云南教育落后面貌的改革。对下，把减负作为教育系统廉政建设的重要工作来抓，就地免职了多名阳奉阴违的校长；吸引民间资本发展教育事业，给他们“国民待遇”。对内，55岁以上处级干部全部卸任，全厅处级、副处级干部公开竞聘；省属10个院校的党委书记、校长职位向社会公开选拔……这些事项，省领导大都是“事后知晓”。

而在多年的政治生涯中，罗崇敏也有过几次记忆犹新的汇报经历。他曾上书温家宝总理，直陈云南教育事业的资金困局。2010年全国两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来到云南代表团参与审议。罗崇敏向书记省长一再请愿：“请让我发个言，只要三分钟，只要三分钟。”

散会时，李克强一直在电梯口等着罗崇敏：“我记住了，还有680万平方米危房需要10亿元资金，我记住了。”

“我不是传说中的‘不汇报’厅长。遇见中央领导，当然要抓紧机会说上几句，请求国家层面的政策和资金支持。”罗崇敏说，“在省内搞改革，‘不汇报’是一种推进策略，也是一种政治操守。一旦出了事，也不会波及他人，由我自己承担。”

幸运的是，“不汇报”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并没有出现。相反，近几年中央的重大教育项目安排中，每100元里就有10元分给云南。2010年10月，这里被列为国家教育体制改革7个教育统筹综合改革试点省份之一。西南诸省，只此一家。

红河新政

红河五年，罗崇敏一口气出台了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七项改革

“风声刚一传出，大家就预见到即将发生的变革。”云南省教育厅的一名科员回忆起五年前新老交接的感受，“他在红河州做过的一切，无人不知。”

2002年，50岁的罗崇敏从云南民族大学党委书记转任红河州委书记。红河，将是他改革的起家之处，“用治理一个国家的理念来治理地方”的实践园地。

上任当天，罗崇敏来到下辖的贫困县调研。饭桌上，下属喝得醉醺醺，拍着胸脯表决心。转了一圈，他发现个别基层干部的“大话”比思路还多，办法比想法还少。

罗崇敏发火了。一次会议上，他高声叱喝：“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不是解放前的土司、头人！”

怎么办？一直等待改革时机的罗崇敏开始苦读十六大报告。最终，“扩大基层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的表述令他感到兴奋，“推进基层民主，是改进领导干部作风的有力武器。官员想得到位置，只能给老百姓办事，办好事！”

罗崇敏想到安徽凤阳小岗村，想把红河变成第二个小岗村。班子会上，他抛出一个石破天惊的构想：实施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乡镇长直选，让老百姓满意的官员上位，让老百姓反感的官员下台。

有人不理解，有人不接受，新书记费尽心力地解释。直到策划直选方案时，还有干部提出，应该先在一两个乡试验，好操控。罗崇敏坚决反对：“要推就推一个县，更有说服力。”

2004年3月，红河州直选试点悄然启动。参与者在获得20人以上联名举荐后即可获得候选人资格，随即要到各村演讲。

“这绝对是一项大胆的改革。大多数官员接受不了，因为他们根本不理解，怎么接受？”一位当年在州委办公室担任秘书的基层干部对《南方》杂志记者表示。

而老百姓的“接受”程度，却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在十几只被支起的灯泡照耀下，4000多名村民涌到学校操场，人群中有被儿子背着来的老人，还有不识字的人，央求旁人代填后还四下核实“填得对不对”。事后统计，全县居民投票率高达87.6%。

罗崇敏一直对这项改革充满信心。在闻讯而来的中央调查组面前，他实话实说：“我的依据是十六大报告，我的目的是选出令老百姓满意、带老百姓致富的好官。”

调查组仔细了解了情况，没有明确表态。罗崇敏却按照计划，继续“全盘地改”“整体地改”。2006年，红河推行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城乡居民自由迁徙——只要你有份工作，且在城市有居住地，你就可以在城市落户；反之亦然。

“居民的自由迁徙是大势所趋，我们不能把他们绑在城市或者农村。老百姓应该有自由选择生活方式、自主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罗崇敏说。

酝酿之初，这项改革招致了更多的反对声。悲观的预测和飞来的帽子足够令人喘不过气来。罗崇敏顶住压力，“试试看，出了事我承担”。事后，有人评价：“在全国范围内，红河是农民和市民相处最融洽、最和谐的地方，这里没有二元对立，没有厚此薄彼。”

红河五年，罗崇敏一口气出台了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七项改革，包括推动市属国有企业转制，合并市委机关报、电视台和电台合成为公司化运作的传媒集团，实现全州医疗卫生系统全员社会化，公选33所中小学校长……“也许其他人都尝试过其中的一项或几项，但像他那样把如此众多的改革集于一身的，极为少见。” 有评论这样表示。

10年后，红河人还在念念不忘这位“铁腕改革者”，“公考”的教材中依然收录着被称为中国民族地区改革发展的“红河模式”。直到现在，罗崇敏的“红河新政”还被冠以“创新”“超前”的名号。

“我只是做了我能做的、该做的事情。”罗崇敏说，“再说，不超前、不创新，算什么改革？”

“奇官”不谢幕

“我做大事，也做小事，但不做不大不小的事。”

从改革书记到改革厅长，罗崇敏说自己只做了两件事：改革，解释改革。

解释不通时，他也会利用手中的权限，“铁腕”推进。在罗崇敏看来，后发地区的地方官员应该要强势，善于综合运用人治、法治与文治，构建“三明治”政府。

罗崇敏认为自己耳根很硬，“我不在乎上级领导怎么说”；又觉得自己耳根很软，“我只听老百姓中间有没有反对声，只看老百姓的日子有没有过得好”。

1952年，罗崇敏出生在云南边陲的一个小村庄。生命的前30年，他饱尝人间冷暖，当过赤脚医生、化工厂工人，做过售货员、炊事员……在一次工伤事故中，他断去了右手的食指和中指，至今不能在电脑上打字。

是改革开放，让这位因文革中断初中学业的中年男人拿起了书本。他一举拿下两个本科文凭，又读了硕士和博士，同期从学界步入官场。他说：“我对改革开放充满了感情，对老百姓充满了感情。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希望通过改革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对得起时代”“对得起百姓”，让罗崇敏对改革有着近乎偏执的热情。无论是宏大叙述的整体改革，还是细微之处的点滴尝试，只要满足两个“对得起”，他都想尝一尝，试一试。

赴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当天，罗崇敏打了一辆出租车来到机关。门口站着四名警卫，头戴钢盔，表情严肃，用警惕的眼光打量着陌生的面孔。

“我当时就有点火了，这是为人民服务的行政部门，怎么搞得跟封建衙门一样。”罗崇敏说，“改！必须改！”

至今，云南省教育厅仍是少有的“不设防”的政府机关，任何人都能不受盘问地自由进出。五年间，罗崇敏的办公室永远大门对外，他接待过普通的代课教师、“告状”的平头百姓、受了委屈的民办学校校长，甚至还有无理取闹的精神病患者。

“当官，不管多大，都是老百姓在养着啊。”罗崇敏说，“你对待衣食父母冷冰冰的，把爹妈拒之门外，然后在位置上不思进取，尸位素餐，怎么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罗崇敏常以此自勉，不断地改革，改着制度，改着别人，也改着自己。他从来不请上级领导吃饭，也极少和同事属下把盏。担任红河州委书记时，一位主要省领导前来考察。晚饭后，有人提出打“双扣”，罗崇敏坦言不会，回房读书。

和绝大多数厅级干部一样，罗崇敏也有自己的“元芳”，但很少问他们“你怎么看”。为官多年，他一直坚持自己撰写发言稿，自己整理演讲稿，“当一名领导干部，必须学会自己独立思考”。

“我们不用替他思考，不用揣摩他的想法，只做好服务工作就够了。”一位秘书说，“这很简单。比如他吃饭很快，我们有时送饭到办公室，10分钟后就可以去收(餐具)。”

罗崇敏吃饭快、走路快、工作安排快，而他决定的改革事项，也要快，“义无反顾去做到底”。

“当官最大、最珍贵的品格，就是坚持自己正确的思想，义无反顾地向前走。”罗崇敏说。主政红河时，他力排众议，在“牛马满街跑”的城市修建宽敞的红河大道，“有些干部说这里根本没多少汽车，我反问，为什么不能把路修好，引车过来？”

在机关，罗崇敏也一直坚持着前瞻性的改革思维。任厅长之初，他撤掉了每天都和同事见面两次的打卡机，“后来发现，没了‘机器监工’，大家来得更早，走得更晚。”

“我做大事，也做小事，但不做不大不小的事。”罗崇敏说。

作为一名改革派官员，罗崇敏一直坚持用效果说话，一直坚持向前看，“不管我的改革出现了什么变化，我是第一个向前看的人”。在《云南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里，罗崇敏的“三生(生命、生存、生活)教育”理念、中高考改革、民办教育发展等都有比较系统的制度阐述，他不在意；在今天的红河，曾经的新政多数在罗崇敏离任后恢复原样，他也不在意——“我做过很多事，还有很多事要做。”

2012年8月23日，60岁的罗崇敏正式卸任。交接会结束的那天，他学了两个小时英语、读了《价值论》，和一些学者开会研究人类教育危机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