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清时：校长虽卸任改革不谢幕

　　或许是身在特区的缘故，朱清时屡次将南科大改革与30多年前的深圳蛇口相提并论，试图说明教育改革就像市场经济改革一样一定会成功，但最早改革的地方未必最成功

　　他似乎永远是走在时代前列的人：1974年，“文革”还未结束，他已经参与实施国家级科研项目；1978年，科学的春天刚刚来临，他已经准备走出国门去接触发达国家的前沿科研；1991年，45岁的他已经是中国科学院院士。

　　他的人生似乎又充满波澜：1969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简称“中国科大”)后被分配到大西北当修炉工，只能在繁重的劳动之余译书写论文；“文革”结束后他多次到国际知名科研机构和高校交流，最后却选择回国到母校工作；62岁从中国科大校长任上退休，本可以去过休闲的生活，却“重出江湖”执掌南科大。

　　他就是朱清时，在被称作中国“高教改革试验田”的深圳南方科技大学(简称“南科大”)耕耘五年之后刚刚卸任的创校校长。

　　作为近年来中国教育改革的传奇人物，面容清癯、两鬓微霜的朱清时仍形容自己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从修炉工到校长

　　“我年轻时是个搞科研的人，30多岁成为最早一批出国留学人员，45岁当院士，50岁回到中科大，62岁退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首次在南科大采访朱清时时，他三言两语就把自己的上半辈子概括完毕。

　　这位如今声名远扬的教育改革者，科研生命的起点却是从一名修炉工开始的。1968年，朱清时从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毕业，被分配到荒凉的青海西宁山川机床铸造厂。在繁重的劳动之余，朱清时坚持自学，几年内竟翻译出一部学术著作《相对论的再审查》，还写出了一篇学术论文发表在《复旦学报》上。

　　6年后，他迎来人生转机。1974年，为追赶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中科院筹划启动一批大型科研项目，位于西宁的中科院盐湖所承担的是用激光分离同位素，急需物理基础好的专业人才。朱清时“毛遂自荐”走上了科研道路，而且一开始就参与国家级科研项目，起点之高令后来人艳羡。他曾开玩笑说：“这就像红军时期20多岁的人当军长一样。”

　　“给分子做手术的人”——有媒体曾这样形容朱清时。在经历多年科研工作后，朱清时成为分子局域模光谱学——一种以对分子进行“加工”为内容的研究领域的优秀学者，并在45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1998年6月朱清时出任母校中国科大校长之后，他的言行多次引发社会各界对教育问题的争议乃至激辩，也受到媒体的高度关注。

　　“坚持不扩招”、“抵制豪华建校”、“高校评估该停了”、“高考一考定终身必须打破”、“大学不宜直接办产业”……这些言论，都曾出自朱清时之口。更令人讶异的是，他在公开场合曾经“自揭家丑”，以中国科大上市公司科大创新公司造成巨额资产损失为例，说明大学不宜直接自办企业。

　　誉既来，毁亦至。在朱清时担任中国科大校长的十年间，来自校园内外的抱怨指责不绝于耳。“有人说，科大没扩张失去了机遇；有人说，不捞白不捞；有人说，大学都在贷，别人不还你们也不还……”朱清时对本刊记者回忆说：“我反对的只是盲目贷款建新校区，如果白送给我们新校区，当然要；如果学校发展真的需要新校区，我们也会建。”

　　创办南科大

　　如果不是2009年一份来自深圳创办南方科技大学的邀请，朱清时或许会一直呆在故宫博物院里，埋头研究心爱的古陶瓷。

　　作为中国科大曾经的掌舵人，已退休的朱清时十分清楚“创办南科大是一道非常棘手的难题。“可是有两位老院士劝我说，我们一生想做教育改革，但都没能做成，现在深圳是真心想做改革，你要是不去，说不定高校教育改革又要等二三十年才会有新的机会。”

　　这句话打动了他。于是，2009年教师节那天，朱清时接过聘书，正式成为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他向外界宣布自己的梦想：南科大将用实践来回答“钱学森之问”，建设国际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让学生具有高度创新能力、完善的知识结构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这种梦想如此笃定，以至于他每次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都会重复一句话：“每天早上叫醒我的不是闹钟，而是高教改革的梦想。”

　　然而，朱清时很快发现，许多习以为常的规章制度，极大制约了南科大的自主探索，连买科研仪器都举步维艰。“科研仪器要求专业，不能像普通商品一样多家投标，不能谁价格便宜就买谁的，按政府的规定怎么招标呢？”

　　年迈的朱清时唯有不断地去与上级沟通，不断与相关部门磨合。几年努力后，10万元内由学校自己组织招标的额度如今已扩大到50万元内，“这说明不少人已经开始理解了”。

　　难改的不光是规章制度，还有观念。“要去行政化，人就得对自己负责，而不是谁官大谁说了算，所以每个人都会遇到考验，如果你上司说得不对怎么办，是服从还是顶住？”朱清时说，“如果人人都对职务负责、敢于较劲，那去行政化就很容易，问题就是这样的人太少，大多数人都在揣摩上面的意图来运作。”

　　本刊记者曾经问过朱清时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如果5年前知道后来会面对那么多困难、需要付出那么多代价，还会选择接任南科大校长么？”

　　“改革有风险，但不改有危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也不要不改革的危机。”朱清时缓缓作答，“如果当初知道困难这么多，可能不会那么轻易答应，但是想到现在改革部分成功带来的成就感，还有这项工作对中国教育的重要意义，我还是会选择来深圳。这是我一生中能给国家做的最大贡献，所以义无反顾。”

　　迂回曲折的教改探索

　　5年过去，南科大已拥有一座占地194.38万平方米的校园和600多名学生。这所大学形成的“6+3+1”的招生模式(即高考成绩占60%、南科大自行组织的能力测试成绩占30%、高中阶段的平时学业成绩占10%)，成为朱清时给南科大留下的重要“遗产”之一。

　　与此同时，南科大形成了“院士亲自授课、小班制教学、书院制管理”的教育机制和“设理事会、校长、校务委员会、校学术委员会、教授会和顾问委员会”的管理机制，“管理工作岗位不设行政级别”等方面的改革探索都引发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和朱清时初任中国科大校长时一样，南科大校内外的质疑依旧此起彼伏，最刺耳的批评之一就是“南科大放弃了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改革梦想”。

　　对此，朱清时回应：“大家对南科大有很高的期待，但是并非所有事都可一蹴而就。2011年，我们采用完全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方式，是想探索一种新的高教机制，但改革很复杂，必须走迂回曲折的路。完全自主招生取得共识很困难，操作起来更困难，组织全国性考试靠一校之力很难做到。所以我们充分利用现有的高考、采取的‘631’招生模式更符合现实。这已为中国高教改革注入新的因素。”

　　对这种迂回曲折的探索，有人赞许、有人讥讽，更有人忧心忡忡，担心“妥协过多会影响改革的锐气”。对此，朱清时以“攀登珠峰”来形容自己的态度：“改革的锐气表现在最高目标始终不放弃。就像攀登珠峰一样，每一个阶段都有切实可行的做法才行，南科大的教改大到去行政化、独立法人治理，小到员工年金、医保，都要有具体办法，这不是靠设定目标可以代替的。这不等于妥协，只有这样才能前进，要不然就会中途掉下去。”

　　朱清时也坦言，现实确实修正了他曾有的很多想法，这5年也让他变得更“实际”一些。他用“意气风发”、“理想就在眼前”形容自己刚到深圳时的心理状态，说那时并没有想过会经历那么多的困难。但正因为如此，朱清时对中国高教改革的艰难才有更多切实的体会。

　　“因为每个人跟教育都有关系，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懂教育，对看不惯的东西都要攻击，教育改革很难形成共识，容易受到大范围的批评。”对于外界的报道和议论，这位久经风霜的老人偶尔也会对一些观点耿耿于怀，但更多的时候是坚持：“教育改革必须要敢于担当，敢于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不要期望改革当时就会赢得一片喝彩。”

　　寄望于后来人

　　当南科大的教改在争议中稳步推进的同时，朱清时的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5年来他瘦了十来斤，高血糖、高血脂、胆固醇凝固、脑供血不足等多病缠身。由于工作压力过大，除了必须吸氧外，他还经常吃不下饭，要服下大剂量安眠药才能入睡。

　　然而，直到卸任时，朱清时仍在为工作上的事情抱憾。

　　他期望学校能超越个人，实现独立发展。“学校办得最好的状况，是把规章制度、人才队伍建立起来，不管由谁来做校长，都能够正常运转并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没有在任期内制定一部《章程》，成为朱清时最大的遗憾。由于担忧匆忙制定《章程》不够成熟，他便思量着搁到有经验时再说。但等到“经验较多”时却发现为时已晚，“你快要退了，把这些固定下来，新领导不同意怎么办？所以现在快要退的时候已经不可能做这些事。”

　　遗憾之下，朱清时将希望寄于未来。他说，南科大改革成功需要很多机遇，其中之一就是创校之初的几届校长都能坚持改革，且对改革路径有共识。他认为，如果按照现有的框架运行，坚持最初的信念，南科大一定会成为一所一流高校。

　　或许是身在特区的缘故，他屡次将南科大改革与30多年前的深圳蛇口相提并论，试图说明教育改革就像市场经济改革一样一定会成功，但最早改革的地方未必最成功。

　　“任何一所高校都可以尝试不扩招、采用多元方式进行升学考试、为人才建立更好的薪酬待遇、为青年教授建科研团队、赋予学术委员会更高的权力……如果南科大不这样做，谁相信这可能做到？”朱清时认为，就算最终改革成功的不是南科大，它的探索也有助于让全社会更好地了解中国教育改革的难点和弊病所在，更有助于让人们相信“教育改革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