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工程41年后应重启
——专访北京大学校长助理、战略研究所理事长于鸿君
历史往往具有惊人的相似性。
41年前，因为上千万青年的就业压力，毛泽东主席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很快，约有1600万（另一说法是1000万和2000万——记者注）知识青年奔赴农村、农场、林场及生产建设兵团，身份由大中专学生变成了农民、工人、“兵团战士”，史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41年后，由于金融危机和高等教育持续扩招等原因，中国再次面临上千万大中专学生的就业压力。世易时移，靠行政指令解决就业问题的时代已一去不返，在中央强调“把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作为目前的头等大事来抓”的要求下，如何解决就业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话题。
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助理、战略研究所理事长的于鸿君教授根据自己的研究和经历，提出了“启动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的方案。该方案甫一公布就引起关注，有人认为这是文革思维，但亦有人认为，这不啻为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好方法。孰是孰非，难有定论。5月4日下午，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新楼于鸿君的办公室，《教育》旬刊记者就网友关注的问题对他进行了专访。
到农村去，大有可为
网络上，于鸿君撰写的《启动“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一文点击率颇高。在这篇文章中，他分四个部分对启动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的背景、方式、意义和误区等做了阐述。
据这篇文章提供的数据，2009年全国有610万高校应届毕业生，历年积累的未就业的大学生约有250万，预计目前全国共有860万大学毕业生等待就业。
860万大学毕业生是最宝贵的人力资源之一，如果得不到充分就业，不仅是家庭和个人的重大损失，也是我国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同时也会影响社会的正常运行。
于鸿君认为，在目前城市就业容量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应把就业的目光投向农村。他说，农村是中国历来最广阔的就业渠道，是有效释放就业压力的“安全阀”，也是改革开放30年以后，最迫切需要人才的地方。在此背景下，应采取综合措施引导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就业，启动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
于鸿君设计的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方案是，选招200万大学生到农村任教师、医护人员、农业技术员、公共服务人员和“村官”，也可以安排到农业产业化企业中。每个大学生可同时联系一户村民，帮助其脱贫致富。每批大学生在农村工作的期限可安排为两年，期满可重新按其意愿自主选择。他们的薪资应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初步可安排每人每月4000元左右，总计支出为两年2000亿元左右。
文章认为，启动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将对我国目前乃至将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起到如下作用：首先，可有效缓解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再次，可以实现中国城乡人力资源对称性流动和置换，优化中国当前的人才布局。再者，可以使大学生深入了解国情，有效锻炼人才队伍。最后，可以有效缓解农村“孩子上学难，农民看病难，获得农业技术和信息难”的“三难”问题。
41年前的上山下乡有待公论
《教育》旬刊：众所周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过一个上山下乡运动，但历史证明，它几乎毁了一代人，现在您又提出一个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不担心重蹈历史覆辙吗？
于鸿君：这个还没有历史定论。我个人是不同意这个观点的，具体有以下几方面原因：首先，从他本人上山下乡的经历来讲。这些人大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回城后发展不好，但另一部分，经过农村的锻炼，他发展得蛮好。比如说北京大学现在有一批五十多岁的教授，在北大发挥了中坚力量，他们是在77、78年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的，他们的社会阅历丰富，对社会的了解、认知能力很强，这为他们后来的良好发展奠定了基础。可见，这几年的历练，对他来说帮助是非常大的。另一部分回城后发展不好的，也不能简单地说上山下乡把他们毁了。当年也有很多没有上山下乡的，他们现在有的发展也很困难，那么这个责任应该推给谁呢？
其次，从国家、民族的角度讲。即使说他们个人付出了青春，甚至可以用现在一般的说法“把这一代人毁掉了”，但把它放在广阔的历史背景看，则是有助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当年知识青年到农村后，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还教育了一批学生，对农民的生活观念也有很大影响。我经常讲一个故事：一个农民去叫村长，说一个知识青年发病了，口吐泡沫。结果村长一看，他在刷牙呢，因为当时在中国很多边远农村，农民没见过刷牙。知青去了以后，把一些新的观念诸如讲究卫生等带去，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从这两方面讲，说上山下乡运动把一代人毁掉了我是不能赞同的。即使当初回城后写伤痕文学的作家，如果没有上山下乡的生活经历，他们能写出伤痕文学吗？没有那种深入到社会底层的实践和阅历，他们能有厚重的感受吗？显然是不可能的。
但我讲的上山下乡，不是说用过去那种套路，靠计划，靠行政命令往下推，这是不现实的。我们只能通过利益引导、宣传导向，把利弊讲清楚，在自觉自愿的情况下，引导大学生到农村去。我很高兴地看到，现在已经有一批大学生下去干得不错，有当村官的，有当农业技术人员的，有支教的，还有当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人员的，还有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农业合作社的。
农村是大学生发挥本领的广阔天地。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受益于农村知识青年对我的启蒙教育，印象非常深刻。当年，我们村里一个老师给我讲的课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比如书上说“巴勒斯坦炮声震云霄”，但是他讲“巴基斯坦炮声震云霄”，后来，我说老师你看这个字的拼音是“勒”，不是“基”，但老师讲，这是个多音字。这说明农村教师在那个时代太匮乏。现在不至于说农村的老师把“巴勒斯坦”教成“巴基斯坦”，但现在农村的老师真正师范学院本科、或大专毕业的少啊，这导致农村的人力资源在存量的积累上非常缓慢，而且这种资源投入的不足造成了国民待遇的差异，这种现象在我们中国是长期存在的。所以我认为，无论从个人来讲，还是从国家民族长远利益来讲，如果一概而论说当初1600多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被毁掉了是草率的。
《教育》旬刊：如果没有上山下乡运动，这1600多万青年是不是会发展得更好？
于鸿君：很可能出大问题。1600多万多万毛头小伙子，没有工作，集中在大城市，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他们弄出什么事很难预料。再说，好端端的年华在城市里找不到工作，整日靠父母亲养着，那为什么不能到农村去呢。当然，我认为这是一个国家工程，国家要出重拳，要花大力气。比如我在这个方案中提到，国家要出两千个亿。这点钱对政府而言还是能拿出来的，现在有6万亿的财政收入，再加上其它方面可以筹集一些资金，或者从银行贷一些款是完全可以的。
从长远讲，我认为这是功在千秋的事。我曾说过，没有社会主义的新农民，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农村的核心主体是农民。没有8亿农民的发展，中国怎么可能实现现代化？
面子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能力
《教育》旬刊：您在方案中提到了实施这个工程可能出现的几个问题，但有一个问题您没有提到，就是农村是否会接纳他们？
于鸿君：如果政府主导的话，农村会接受的。
《教育》旬刊：我指的是在观念上。
于鸿君：这就需要舆论宣传引导，让大学生比较一下，是在农村体现自己的价值好，还是在城市里找不到工作好。20年前，一个大学生到民营企业工作是了不起的，但今天，如果一个大学生到民营企业工作没什么了不起的。现在大学生到农村去容易，但我想，20年后，一个大学生到农村去谋一份好工作将是很困难的。那时比如说到农村当个医生、当个教师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去的，因为编制已经满了，现在去可能还有条件。
《教育》旬刊：现在的大学生差不多是在比较优越的环境成长起来的，到农村去能适应吗？况且还有面子问题。
于鸿君：今天的农村不同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今天的上山下乡也不同于那时的上山下乡。经过30多年的发展，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人才市场需求越来越大，生活条件虽然不如城市，但基本条件还是具备的。中国8亿农民不是一辈子都生活在那里吗？大学毕业生连两年也坚持不下来吗？至于“面子”问题，更是多余。只要在农村能够得到发展，干出一番事业，“面子”自然会有。难道在城市失业，大学毕业后依靠父母过日子就有面子吗？完全可以预测，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会出现在农村，大学生并不只为城市培养。当然，如果现在能够在城市找到工作甚至很好的工作，那就不必到农村就业。并不是说每个大学毕业生都必须到农村就业。
《教育》旬刊：有人认为，大学生到农村无事可干，况且很多专业也不对口，会造成人才浪费。
于鸿君：农业产业化、农村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甚至维持、农业技术的引进和推广、农村多方面综合信息的获取、农村公共服务方面以及农村事务管理，都需要大批高素质人才。只要通过磨合实现对接，大学毕业生在农村应该大有可为。
对专业不对口造成人才浪费的担忧是大可不必的。目前的大学生就业与计划经济时期的毕业分配有很大不同，专业对口率越来越低。其实大学四年学习依然是素质提升为主，如果一个人抱定终身从事自己在大学所学的专业，固然很好，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才流动会表现出更多灵活性。况且，相信每个人都会同意一个观点：在城市失业造成的人才浪费要显著大于在农村就业的浪费程度，尽管是非专业对口就业。
《教育》旬刊：新时期大学生上山下乡只能到农村吗？
于鸿君：并不是特指条件非常艰苦的农村，还包含一些小城镇。但可以积极鼓励他们到老少边穷地区就业，因为那里更需要高素质人才。
《教育》旬刊：只有高额补贴就可以吸引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就业吗？
于鸿君：不尽然，我认为，应采取综合政策实施这项工程。比如期满返回者继续享有应届毕业生的有关就业政策；参加研究生和公务员考试者，可适当降低录取分数等等。
有理想有抱负才能在农村扎根
《教育》旬刊：如果您作为主导者，您倾向于哪一种人去农村呢？是从农村考出来的大学生，还是在城市里生活的大学生？
于鸿君：不一定，要凭他志愿。当然有个标准，第一，要敢于走出这一步，要有理想、有抱负；第二，要有吃苦耐劳的思想准备；第三，应该有相应的社会适应能力，应变能力，农村的情况很复杂，这几点必须要具备。当然，其中最主要的是要有理想、有抱负。如果说我没工作，但我爹行，那么这种人，你把他招到农村，也是废物。
《教育》旬刊：去农村就一定要理想、有抱负吗？
于鸿君：我的意思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不一定要都下去，而是说下去的人要有理想、有抱负。
《教育》旬刊：您说的有理想、有抱负是希望他们将来能在农村扎根吗？
于鸿君：那可不一定。我提的方案是两年，当然，干好的，在农村搞了农业产业化的，做出一定成绩的，完全有必要在那里扎下去，有什么不好呢。还有一些，比如他当老师当成了一个响当当的老师，他又喜欢这个地方，扎根下去，也未尝不可。再比如说医务人员，他来了，他就把一个医院救活了，他把这个医院搞成地区的一流医院，扎根下去，没什么不好的。只要愿意，扎下根去，那也完全可以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啊。市场经济总是大浪淘沙，总是通过一些机制，把合适的人用在合适的地方，那就要看这个地方能不能支撑他发展。
当然，这里面外部因素也很多，比如说他遇到了一个好的村支书、好的乡镇长，好的县长，或者说这个村子的基础比较好，那也完可以扎根。
《教育》旬刊：您提到两年，但您觉得会不会有人投机呢？
于鸿君：没有关系。社会中总有投机的，一种制度、一种做法不可能完美无缺，它一定有利有弊，主要看利大还是弊大，如果去农村利大，呆在城市弊大，那就是可行的。制度不可能一步到位，总要有个渐进的过程，所有的制度都是这样的。
《教育》旬刊：您在方案中提到，给每个人每月发4000块钱，网上有留言，质疑4000块是不是过高了？
于鸿君：4000块你看在哪里，如果去农村，应该给一些适当的补贴，因为这是解决问题。但如果说，给3000块钱，有300万人愿意下去，那也蛮好。大体的统计，应届生在城市里的工资在3000左右，他到农村去，政府多给他1000块钱，一年多给一万块，这算是政府对他的补贴。
学者是提建议的，如何实施是政府的事
《教育》旬刊：国家现在实施的大学生服务西部计划，以及支教、支农、大学生村官等算不算是新时期大学生上山下乡工程的一部分？
于鸿君：是一部分，但只是小规模的，现在应该扩大这个规模。
《教育》旬刊：您认为这个工程什么时候启动比较好？
于鸿君：越快越好。当然，可能涉及到启动后有人不愿去的问题。不过，即使他们不愿意去，但政府有这个姿态，他要挑肥拣瘦那是他自己的事。我看到有的大学生在网上骂，凭什么让老子到农村去？我就要问，老子你为什么不能到农村去？你的血统高贵？你自认为农村的人不是人？你爱去不去！这种情况下，政府做出一个姿态，至少可以缓解一部分大学生心理上的抱怨。如果他说，我现在大学毕业就要找工作，要为国家做贡献，但我没有岗位啊，但我说，我那边给你一大堆岗位，你去啊，另外还给你补贴，但如果你不去，那就是你的事了。
《教育》旬刊：您认为农村能容纳这么多大学生吗？因为现在很多地方已经实现了“每村一名大学生计划”了。
于鸿君：没有问题。每个村有1个大学生就可以了吗，每个村有10个大学生试试看，20个大学生试试看！如果一个村子里一户能有一个大学生，和农民两年之内吃住在一起，那么两年之后将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他们的思想、传统习惯的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当然，还可以给农村引进新的项目，帮助农民实现产业化发展。
《教育》旬刊：作为北大领导，您有没有把这个方案向学校反映？北大有没有为这个方案的启动做一些准备？
于鸿君：学校和学校不一样，北大学生的就业大概不是什么大问题。
《教育》旬刊：但北大作为中国最好的大学，是不是应该做出一个姿态？
于鸿君：应该是这样的。北大也有西部志愿者，不过也只是象征性的，要在北大大面积实施是不可能的，因为北大的学生还是比较好找工作的，最主要的是二线、三线学校。
《教育》旬刊：按照您的设计，应该由哪些部门牵头实施这个方案？
于鸿君：这至少要涉及教育部、财政部、团中央、农业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当然最终需要国务院统筹。
《教育》旬刊：您有没有通过自己的途径向政府相关部门提交这个方案？
于鸿君：没有，学者就是提建议的，他把声音发出来，做不做是政府的事。方案如何实施是政治家的事，学者的重点就是做研究。
《教育》旬刊：目前您有没有具体的操作方案？
于鸿君：没有，操作方案是政府接受以后，由政府来定的。
《教育》旬刊：您对这个方案有没有后续的研究？
于鸿君：还没有。但我想，今年1000亿，安排200万毕业生就业，明年1000亿再安排200万，那么两年以后，经济形式好转了，大学生的就业就不是问题了，这个方案的使命就完成了。当然，这个工程应该是长期的，因为未来农村将是大学生实现人生价值的广阔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