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行的教育制度和社会价值取向下,黄艺博只是这个社会最正常不过的产品,这促使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今天,我们究竟怎样做父母?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研究员王丽认为,这次“五道杠”事件促使人们再次反思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但她对反思的结果并不乐观:“这次‘五道杠’事件究竟能让多少还身处同样价值观下的孩子和孩子的父母们有所反思,我是悲观的。无论媒体如何炒作,社会、父母的警醒也许只是一阵子,因为整个社会大环境、利益链、价值观没有变化,个人无法脱离大环境。”

黄艺博年纪小小,却“官样”十足,被网民戏称为“五道杠少年”。

“五道杠”带着极强的政治隐喻刺痛了国人的神经,在外人看来,这是家庭教育的悲哀。不过,黄艺博的父亲至今不认为自己错了,履历光鲜、头衔等身的儿子是他的骄傲,即便争议再大,他也绝不轻易否定自己的教育方式。

黄艺博到底是个孩子,他要走什么样的路,取决于他父亲黄宏章,但也取决于他自己。从最初挖苦、揶揄黄艺博开始,讨伐的矛头日渐指向整个教育制度和社会价值取向,最后发现黄艺博只是这个社会最正常不过的产品,这促使我们思考:今天,我们究竟如何做父母?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样说我”

黄艺博的父亲黄宏章说:“艺博表现得非常淡定,这次经历也是他的宝贵财富,他会因此变得更成熟。”

“他是希特勒,阿道夫·希特勒。”5月10日下午3点多,在湖北华一寄宿学校的操场边上,穿着肥大校服的黄艺博正跟身边的几个同学争论着。

武汉市的高温晴热天气已经持续了一个礼拜,当天,该市开始人工增雨。下午的时候,天空变得阴沉起来,操场上刮起难得的飕飕凉风,憋了太久的孩子们一窝蜂似地追着足球在场上飞奔。而远处场边的看台上,黄艺博则和几个同学四处游荡,他们的嘴里一直闲扯着历史人物故事。

此时,黄艺博的妈妈马晓丽已经赶到了这所位于武汉郊区的寄宿学校,在门卫处换完证件,她就急匆匆地走进了初一四班教室,安静地坐在儿子黄艺博的座位上。其他学生的家长也都来了,班主任夏晓莹开始主持起家长会。

汇报班级的近况,劝告家长们要多关心理解孩子,整场家长会并没有特别的内容,始终没有提到黄艺博的名字。

下课铃一响,黄艺博就从操场跑回来了,开完会的马晓丽走过来摸摸儿子的头,母子俩站在走廊里聊起来。

“这孩子(黄艺博)能感到自己现在是红人了。”看着黄艺博母子俩在一起,学校的一位副校长说学校在尽量淡化“五道杠”风波,不提这件事,也不接受任何采访。

黄艺博的父亲黄宏章在电话中告诉本报记者:“在学校里,他的同学还是和往常一样跟他相处,说明艺博在学校的表现还可以,同学们敬重他,哪怕是后来网上出现的‘不屑弟’,那个孩子和艺博关系其实很好的,是哥们儿,他只是刚好做了个鬼脸被无聊的人抓住了。”

就在刚刚过去的“五一”,这个家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以至于黄宏章想抓住任何机会发出自己的辩解声。

这场危机的导火索源于2011年3月本地媒体的一篇报道,这让谙熟媒体工作的黄宏章始料不及。此前,作为儿童培养的范例,黄艺博一家已不是第一次登上报纸供人学习仿效了。而这次,在最终刊发的新闻稿中,黄艺博比之前任何报道中的形象都更优秀,他被描述成一个极具政治素养的“天才儿童”———两三岁开始看《新闻联播》,7岁开始坚持每天读《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只关注国内外新闻大事,从不玩游戏,其在政史上的许多见解,甚至已超出了在公务员系统里做政工干部的父亲所能理解的范畴。

“我当时就感觉有些夸大其词了,这还是正常的小孩吗?”看过报纸后,黄宏章有些担心,但并没在意。不料这篇文章配上黄艺博与父母郊游时肩扛“五道杠”、系着红领巾的照片开始在互联网发酵,最终招来骂声一片。

有网友说:“至多见过‘三道杠’,‘五道杠’实在太霸道!”好事者再仔细检索有关黄艺博的信息,发现了更多。作为武汉市少先队副总队长的黄艺博的博客被曝光,“官样”照片陆续传出,历次针对他的宣传报道也被人结集。

“举止过于成人化”,“官味十足”,“功利主义教育的产物”,此类批评黄艺博的声音纷至沓来,让黄宏章一家在“五一”假日里陷入了空前的恐慌。

在父母的陪伴下过完漫长的“五一”节,黄艺博回到学校,独自去揣度互联网上还在不停涌动的“五道杠”风波。在一个中午,儿子在电话中对黄宏章说:“我是个好孩子,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样说我,但不要理会他们怎么说,我做慈善、做好事肯定没错。”

这让黄宏章宽慰不少,他说:“艺博表现得非常淡定,这次经历也是他的宝贵财富,他会因此变得更成熟。”

上午最后一节的语文课上,黄艺博扬着头仔细听讲,然后在笔记本上记下要点,跟其他孩子并无不同。下午第一节的英语课已经开始了,他才慌忙跑回来,猫着身子从后门溜进教室,和同学们一起唱起西城男孩的《阳光下的季节》。此时,就连他的声音也分辨不出来了。

出现这样的少年并不意外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研究员王丽说:“听闻此事,我第一感觉就认为这个孩子很畸形、扭曲,但是出现这个少年并不意外,因为现实社会确实存在这样的少年和背后的家长。”

黄宏章打电话给写那篇稿子的记者,抱怨她实在太没有经验,惹出这么大的麻烦,“毕竟《新闻联播》和《人民日报》在现在是有特殊意义的,当然会被人拿出来说事。”

但一切都于事无补,批评的矛头甚至很快转向了黄宏章,指责他的教育方式过于功利,为了让孩子出名,扼杀了儿童的天性。

据武汉当地的两位媒体记者介绍,一直以来,凭着在媒体积累的广泛人脉,在黄艺博还在滑坡路小学上学时,黄宏章就经常拿着他的作文到各报纸要求予以发表,并毫不吝惜推介自己的儿子有多么优秀。

黄宏章一再坚持自己并非别有用心,“我觉得儿子的作文写得挺好,给他发表也是为了提高他的自信心,帮助他进步。”依靠他的帮助,黄艺博已发表了100多篇文章,成为江城小有名气的“少儿作家”,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就发表在当地都市报的副刊版面。

作为《商检报》湖北记者站的站长,黄宏章还以自己丰富的经验亲自宣传儿子。2010年端午节,黄宏章拍摄了黄艺博去江汉福利院慰问老人的照片,并以通讯员名义刊发在第二天出版的《人民日报》海外版。

马晓丽说,儿子的性格有些腼腆,更像自己,在福利院拍摄照片时,儿子的身体特别僵硬,急得黄宏章大喊:“和婆婆靠得更近一点,(表情)更亲一点。”如是再三,黄宏章才拍下一张“令自己比较满意”的照片。

5月12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研究员王丽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听闻此事,我第一感觉就认为这个孩子很畸形、扭曲,但是出现这个少年并不意外,因为现实社会确实存在这样的少年和背后的家长。”

一组黄艺博在武汉市少先队总队部工作的照片传阅率非常高,做政工工作的黄宏章习惯性地给这些“官样”照片配以黄艺博“研究工作”、“阅读文件”的字眼,平添了成人世界特有的浓厚政治色彩。

一直浸染于父亲的权威教育和主流媒体,黄艺博表现得要比同龄人成熟老练。在少先队队部的公开活动中,黄艺博的发言稿充满了“我代表”、“预祝……圆满成功”、“让我们做出应有的贡献”等语句。

虽然这些讲稿大都是经过严格审阅甚至由老师代笔,但“这些行政化的东西从小就把孩子官僚化了”,王丽说,在黄艺博的背后,行政化的影子随处可见,“少先队的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甚至‘五道杠’都有行政化的影子。”

虽然老师们对略显成熟的黄艺博大都有着好感,但黄艺博学习成绩平平,处在应试教育背景下,这是他本人的一大硬伤。小学将毕业时,黄宏章没少操心,他编纂了《阳光男孩黄艺博成长实录》,收录黄艺博历年来和武汉市各级领导的合影、获得的荣誉、接受媒体采访的文字和照片等,洋洋洒洒20万字,首印3000册,向各处赠阅。

在一次正式场合,黄艺博甚至将这本书递给了前武汉市委书记杨松,后者称赞:“小伙子不错,书也写得不错!来,在书上给我签个名!”

黄宏章的努力没有白费,书也没有白印,作为一份升学推荐材料,黄艺博最后得以被当地很有口碑的华一寄宿学校破格录取。

不只是黄艺博一家的教育危机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说,黄艺博这样的“官样少年”其实不在少数,“第一是有这样想法的人是不少的,第二是有一批这样的家长。”

念初一的黄艺博学习成绩还是很普通,在同级500多名学生中,他仅排在200名左右。偌大的华一寄宿学校校园里,在展示学生风采的显眼位置,也很难找到黄艺博的踪影。

今年2月,黄宏章在网上给儿子开通了博客,并亲自操刀撰写博文,将《阳光男孩黄艺博成长实录》中的照片材料放在上面,以增加知名度。令黄宏章欣慰的是,升入初中的黄艺博入了团,很快就进入了年级学生会,并顺利当选了学生会纪检部部长。

在一些网友看来,黄艺博正在循着父亲黄宏章铺就的道路往前走,写文章、做慈善,也无非是其拾级而上的筹码,顺着此路,他可能会一直当着班干部,直到最后顺利进入体制内。

“每一个班里都有一个‘黄艺博’。”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对此深有感触。储朝晖告诉本报记者,近30年来,他遍访国内各个地区的各类学校后发现,黄艺博这样的“官样少年”其实不在少数,“第一是有这样想法的人是不少的,第二是有一批这样的家长。”

华一寄宿学校校长黄恒忠早就注意到了黄艺博,慢慢地,他对黄艺博频繁参加社会活动颇有微词,为此他还和黄宏章交流,希望家长能减少孩子参加社会活动、接受媒体采访的次数。

作为武汉市少先队的副总队长,黄艺博要主持少先队许多日常事务。不过,表示不便再对“五道杠”风波发表意见的共青团武汉市委已经开始筹备少代会的选举工作,按照相关规定,在副总队长位子上坐了近两年的黄艺博是时候退下来了,届时或许能彻底摘下“五道杠”的肩章。而全国少工委也于一周前下发通知,要求不得使用不符合规定的队干部标志,这意味着,武汉团市委自创的有22年历史的“五道杠”很可能成为历史。

“(在黄艺博的教育上)其家长、学校及授予其‘五道杠’的武汉市少工委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当深刻反省。”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鸣如此说。

这显然已经不是黄艺博一个家庭的问题。王丽分析称:“父母在其中也是被动的,他们的身后是整个教育体制,更深层的是整个社会体制,根源在于这个地方。当朴素的治学和学习与利益挂钩、与等级挂钩时,教育本身便变了味道。”

王丽认为,这次“五道杠”事件促使人们再次反思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但她对反思的结果并不乐观:“这次‘五道杠’事件究竟能让多少还身处同样价值观下的孩子和孩子的父母们有所反思,我是悲观的。无论媒体如何炒作,社会、父母的警醒也许只是一阵子,因为整个社会大环境、利益链、价值观没有变化,个人无法脱离大环境。”

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在渴望进入体制内时,对着媒体,黄宏章曾说出很多人的心里话:“当官发财,哪个老百姓不想?”

前不久,温家宝在马来西亚大学对着当地的青年学生感触良多地说:“我还是忠告同学们,要做大事,而不要做大官。”

发觉整个风波已经慢慢接近平息的黄宏章告诉本报记者:“我已经反思过了,但我真的没有错,我一直想把孩子培养成有独立思想和公民意识的人,难道玩电脑游戏才是孩子的天性?”

对于“独立思想”、“公民意识”,军人出身、公务员身份的黄宏章或许有自己的独特理解。 本报记者 龚海 张榕博

转载自中青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