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4日，范用先生逝世。出版人大都是幕后英雄，不被外人所知，默默无闻已是万幸，一不小心成为“幕后黑手”，有理也说不清了。范用先生在公众中的名声有限，但是他冒着成为“幕后黑手”的风险主持出版的巴金《随想录》、《傅雷家书》等，已经为公众耳熟能详，他参与创办的《读书》，曾经领风气之先。

《读书》创办之初，编辑以高中学历者居多，所以有“几个高中生编了份给研究生看的杂志”之说。有意思的是，领导几个高中生的是一个小学生，范用的简历上写着“小学毕业”，他曾经透露，有时为了好看一点，也会写中学肄业。

作为出版人的范用，值得尊敬；作为小学生的范用，则让人感到亲切。他在《我爱穆源》里回忆的镇江穆源小学，和钱穆先生在《师友杂忆》里回忆的无锡荡口镇之果育学校，都让人惊叹，原来我们有过这样的小学。

穆源小学是范用先生的母校，因为经常搬家，他五年级的时候才转入这所学校。时间短暂，却一往情深，半个多世纪后，范用先生从三联书店总经理的位置上退下，仍然念念不忘小学的生活。

范用先生回忆，校门左边是校长办公室，“有时，校长笑眯眯站在门口，看同学们上学”；礼堂里有一架钢琴，“钢琴不上锁，不用担心小朋友损坏它”；教员宿舍住着校长和教员，闲暇时间，小朋友们“到老师房里去玩，看看老师书架上有什么好看的书报杂志，房间里传出笑声、歌声、口琴声，校园里多了一分欢乐的气氛”；操场东边的葡萄，“小朋友谁也不摘，等它熟了，变紫了，那时收下来，老师同学大家都能尝到几颗，甜到心里”。

小朋友的素质这么高，是因为学校的生源特别好？经过特别筛选？事实并非如此，在范用的回忆里，转入这所学校，似乎并不需要严格的入学考试。这种其乐也融融的景象，让我想起黑柳彻子在《窗边的小豆豆》里回忆的巴学园。黑柳彻子之所以进入巴学园，是因为在其他地方被老师视为不可挽救的学生，不得不转学。

在穆源小学，小学生有着多样的公共生活。范用和同学们自己办了一个图书室，编号、做卡片、借书填单，程序非常规范，学校的图书馆在假期不开放，他们的图书室却照常运行。国难当头，穆源的小学生成立儿童剧社，进行公演，演出收入全部捐献给绥远抗日将士。巴学园同样如此，学校会举行露营活动，让小朋友们带着帐篷、毛毯和睡衣，在学校的礼堂进行露营，小朋友们互相“串门”，拜访同学的帐篷，校长给孩子们讲在外国旅行的故事。

公共生活不能等同于我们所熟悉的集体活动。虽然今天的校园不乏各种集体活动，但往往是老师指导、学生参与的由上而下的活动。范用参与的活动，虽然有老师的指导，但学生具有决定性作用，他回忆办墙报的过程，“开头请老师指导，做个样子，以后就由我们自己动脑子，自己动手”。他们自办图书室，与学校的图书馆由学生管理有关，一套规范的程序通过这种实践获得。他们成立儿童剧社进行公演，穆源小学创办人杨公崖先生鼎力支持，支持的方式不是在演出之前上台讲话，而是写张条子，让学生去取演出需要的幕布、灯泡。

在集体活动中，往往是学生贯彻老师的意图，老师提出要求，学生负责执行。集体活动的结果是学生越来越离不开老师，如果哪次老师没有指导，学生立即混乱一团。学生对老师的指导颇为反感，又离不开这种指导，一旦他们成为老师，对学生又会复制这种关系。但是在公共生活里，学生和老师是平等的，互相协商，老师的任务是为学生创造条件，不是设置障碍。比如小学生们要成立儿童剧社，校方不是以安全、学业、没有经费、没有空间为由进行阻止，而是充分提供各种保障。在公共生活中，学生成为独立的个体，同时又养成与他人对话、合作的习惯，形成各种共同体。

有一个细节不仅是巧合，穆源小学、果育学校、巴学园都是私立小学。以个人的力量创办学校，不是为了市场，而是为了教育，这本身就是公共生活的一部分，在这些学校里，小学生的公共生活特别丰富，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事实上，不管是公立小学还是私立小学，学生都应享有公共生活，可惜这在目前，只是一种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