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征求意见稿）公布。在人才培养体制改革中，北京市提出“探索建立高等学校学生校际转学制度”，格外引人注目。（新京报10月14日）
被一所大学录取，不管你对大学有多不满，对其教育教学有多不适应，摆在眼前的路只有两条——要么选择退学重新高考，要么就忍耐坚持到大学毕业，这是我国当下高等学校学籍管理的现实。虽然有关规定也允许在校学生转学，但要走通这条道路，难上加难。近年来，选择退学重新高考的现象，在大学生中越来越多。前不久就有媒体报道，有2008年的清华学生退学高考，今年被录取为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正是由于如此，“探索建立高等学校学生校际转学制度”，特别令人期待。
在笔者看来，如果这一制度依旧基于计划思路构建，将难有多大效果；只有将其纳入高校自主招生改革框架，才能在扩大学生选择权同时，建立起促进高校竞争的市场机制。
上海曾经推出的“插班生制度”，就是前车之鉴。早在2000年，上海就尝试通过“上海普通高校招收插班生招生考试”，让一些学生“制度化”地转学，一些在高考中因几分之差未能进名校的学生，可在一年大学学习之后，报名参加“插班生”考试，有机会进入自己心仪的学校。“插班生”制度推出的第一年，有复旦、上海交大、同济、华东师大、华东理工、上海财大、上海大学等7所高校参加，而随着这一政策的推进，上海交大、同济相继退出，复旦大学也于今年宣布，不再参加2011年的插班生招录。
“插班生”这一校际转学制度的式微，其实是在意料之中的。其一，名额有限，竞争十分激烈，要转学的学生，在大一必须以准备高考的劲头，准备“插班生”考；其二，高校积极性不高，为了招收几十名“插班生”要付出招生成本不说，招来的学生，素质并没有意料中高，而且也存在管理难题；其三，平行志愿推行之后，高分落榜的可能性减少，因此，插班生政策推出之初的让高分落榜学生从一般校转到名校，已经意义不大；其四，总结起来，“插班生”制度让“大一”成为“高四”，并不利于大学生培养，而且，插班总是“单向”，从所谓的一般校到名校。
从根本上说，这样的“插班生制度”，不过是一次小规模高考。计划、报名、录取，与高考几乎完全一样。所以，高考中存在的问题，必然体现插班生制度上。北京要“探索建立高等学校学生校际转学制度”，如果还是按照这种思路，将很难长久。
真正有利于考生选择大学，同时促进大学竞争的“校际转学制度”，当属自由转学制度，即在读学生，如果对本校专业不满、教育教学质量不满、不适应校园氛围，可自由申请转到另一所学校，另一所学校可结合申请者的大学表现、申请意愿、面试考察，接受申请。学生和学校是双向自由选择。这样的转学制度，在发达国家大学中普遍存在，甚至在美国大学，新生留校率是评价大学办学质量的一项重要标准，大学新生求学一年之后愿意选择留下继续读书的比例越高，表明这所学校的教育质量高。如果没有允许学生自由转学的制度，何来这项指标呢？
而与这项制度相对应，必须是高校的自主申请入学制度，即高校有招生自主权，接受考生的自由申请，将结合考生的统一学业水平测试成绩、过去学业表现、大学的面试考察，录取学生。如果没有这样的制度，转学者，是必须通过某种统一考试的。
从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经验看，自由申请入学制度与自由转学制度，成就了考生对大学的自主选择，也成就了大学之间的自由竞争。在此基础上，也才诞生了世界一流学校。因此，我国大学要探索校际转学制度，应当基于扩大学生的自主选择权和促进高校的竞争，而不是嫁接在高考制度上，变为点缀。客观上说，校际转学制度的建立，其实是高校自主招生改革的重要内容，谋求不推进高校自主招生改革，却建立起转学制度，是不现实的，最多是“伪转学制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