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实绩效工资难在哪里？

4月1日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双槐树乡某小学发工资的日子，但在该校教二年级语文的吕老师发现，自己工资卡上的钱并没有多起来，“国家不是说从1月1日起就要发绩效工资吗？怎么3个多月过去了还不见动静？”持这种疑问的老师不少，《教育》旬刊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目前全国绝大多数地区的绩效工资实施方案都还停留在论证和制订阶段，个别地区甚至还在进行前期调研。看来，把绩效工资落到实处，把“真金白银”发到老师手中，可能还需时日。

“一个这么好的政策，为什么迟迟难以落实？”采访中，不少老师提出这样的问题。

“缺钱”是瓶颈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按照目前的财政政策设计，给义务教育阶段老师发绩效工资对中央和地方（省一级）财政而言，将意味着在以前的基础上加大支出。普遍的看法是，这对目前中央财政和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充裕的财政来说不成问题，但某些经济落后地区的财政难免捉襟见肘。这在《教育》旬刊记者的采访中亦可见一斑。

江苏南通被称为“工业之乡”，经济富庶，该市GDP和人均收入均居于江苏乃至全国前列。尽管如此，江苏南通市崇川区教育局局长姜永良在接受《教育》旬刊记者采访时，还是认为“实施绩效工资最大的障碍是没有充裕的财力支撑”。

在姜永良看来，实施绩效工资是“上面给的一个很好的政策”，但“县级为主，省级统筹，中央适当支持”的操作模式如何在地方实施是个问题，尤其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实行起来很不容易。

富庶的南通尚且如此，何况处于北方边境的黑龙江。4月5日，《教育》旬刊记者在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参加“第四届世界名校长论坛”期间，就“绩效工资”相关问题采访了哈尔滨市第七十中学校长由沙丘，他也坦言缺钱是实施绩效工资面临的大问题。他认为，“中央财政要加大对绩效工资的拨付力度。目前的操作模式是中央给一部分，地方配套一部分，但由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南北差异很大，城市农村差异很大。尤其是农村学校有很多，那里的老师待遇普遍偏低，对他们而言，缺钱的的确确是个问题。”

由沙丘说，在整个义务教育阶段，老师们的工资普遍偏低，这也是因为缺钱所致。但缺钱不能光缺了基础教育，“有的大学斥巨资搞基础建设，科研经费少则几万，多则上百万、上千万，可义务教育阶段的老师什么也没有，都是平平凡凡地干着自己的工作，他的最大成果是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按照国家法律要求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如果在工资这一块儿提高一些，就是对他们的一种认可。”

考出实效而不能流于形式

地方财政有穷有富，富的地方中央可少给一部分，自己多配套一部分，穷的地方中央可多支付一些，自己少配套一些——专家对“缺钱”这个问题开出的这个药方虽然过于简单，但大体还被认可。与之相比，实施绩效工资面临的更大问题是工作量难计算，这点有关专家和学者也给出了“药方”，但由于各地情况不一，目前还没有哪一方案被广泛认同。

全国政协常委、北京第四中学校长刘长铭在接受《教育》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实施绩效工资的情况非常复杂，其中最主要是“老师的工作量很难计算，各方很难取得一致。再有就是很多学校初高中都有，那么这样的学校怎么操作，我们目前正在等待上级政府的精神”。

对此，姜永良说：“我们一定要明白实施绩效工资的目的是什么。政府在财政并不宽裕的情况下，给义务教育阶段的老师提高工资，这是个好事情。但我们一定要想怎么才能把这个好事做好。除了要有钱，还要求绩效考核要考出实效，而不是流于形式。如果经过绩效考核，又出现目前吃大锅饭这样的情况，那就失去了它的真实意义。”

姜永良认为，如何让绩效工资起到能调动广大教师特别是一线教师的工作积极性，这是在操作过程中必须要重视的问题。“绩效考核是一个综合性的考核方案，看似简单，但它实际上很复杂，它包括一些工作量的计算、具体岗位的考核等这些看似很细微的环节，但正是这些很细微的地方往往会出问题，影响整个方案的实效。”

由沙丘也认为，工作量如何核定是个老大难问题。他说：“学校不仅有教语文、英语、数学等课程的一线教师，还有一些教辅人员，甚至还有一些担任行政职务、管理职务的人，诸如实验室实验员等，这些人员的工作量如何核定目前还在争论中。”

此外，他认为还有一类，即国家在施行三级课程中那些承担地方课程、校本课程的老师的工作量很难核定。“这些课程不是高考、中考的科目，但国家实施这些课程有其必要性，况且有些学校的特色就来源于校本课程，学校如果要走特色化教学之路，可能还要下大力气去推行校本课程。这些承担了校本课程教学和编学任务的教师，如何核定他们的工作量，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多少工作量为标准工作量？其它省市我不知道，但在黑龙江省，中学语数外这些课程每周是12节课时，小学科是16—18节不等，那么这个工作量能不能作为一个恒定的参照目前还没有取得一致。”由沙丘说。

无法和现行制度对接

绩效工资制度和现行学校管理制度无法对接也是一个障碍。由沙丘以教师的职称为例对此做了详细阐述：“绩效工资一定跟职称挂钩。可目前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的职称制度是初级、中级、高级，初级有三级和二级，中级就是一级，然后高级就到头了。按现行制度，老师评到高级之后，再下一步就无级可评了。因为他的工资是按照职称发的，取得这个职称后，他就是混日子，也可能拿很高的工资。如果有教师钻政策设计上的这个漏洞，那么，以绩效工来资激发老师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的功效就会打折扣。”

此外还有机制问题。他认为，“教师的职称都是教育行政部门和当地人事部门评的，虽然有些可能有水分，但绝大多数老师的职称都是名副其实的。现在实行绩效工资还必须把这些职称作为一个标准，当然要允许变通，即评上了这些职称可以保留，但自主权要给学校。例如，以前你评上了高级职称，但现在你的积极性没有了，你的教学水平下降了，那好，学校就实行动态管理，学校就有权决定聘你还是不聘你。如果聘你，你就享受这个级别的工资待遇，如果不聘，或者高职低聘，你就享受实聘的工资待遇。但这只是我的一个设想，目前还无法和现行的教师聘任机制衔接，这也是个问题。”

由沙丘认为，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对具体操作绩效考核的人员进行绩效考核。“考核的日常工作量是很大的，他干了这个工作还不行，还必须要有干了这个工作的效果，因为没有效果，何来绩效？所以这个绩效的考评，是基层面对的一个很现实的、很难操作的问题”。

应扎扎实实的调研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义务教育法》等法律均规定，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不得低于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但在我国很多地方，这一规定并没有实现。这次国务院通过《关于义务教育学校实施绩效工资的指导意见》让社会各界看到了落实上述规定的曙光。上海交通大学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接受《教育》旬刊记者采访时也认为，公众对绩效工资实施的关注，直接关系到“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不得低于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的实现。但上述接受《教育》记者采访的几位人士均坦言，目前还很难断言实施绩效工资后上述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姜永良介绍，南通目前的教师年平均工资将近5万，公务员工资平均6万多一点，虽然还有差距，但因为和其它地区教师工资相比还是较高的，所以老师们的意见不是太大。不过他们教育局正在寻求消除差距的方法，准备利用现在国家施行绩效工资这个契机，让教师平均工资和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持平。

但这并不容易，因为在一些地方，公务员的平均工资到底是多少难以说清楚。接受《教育》旬刊记者采访的很多校长都称自己对当地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不知情，但一谈及教师工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称“肯定比公务员低很多”，但究竟低多少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这看似是个矛盾，但事实就是如此。教师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持平在某种程度上说并没有实际意义，但现在的情况是，绩效工资方案还未实施就背上了“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不得低于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的期望，所以让相关各方背负很大压力。因此，接受《教育》记者采访的相关人士均认为，在落实绩效工资的问题上，先不要喊口号、许宏愿，先扎扎实实地调研，如果真的能通过各种措施让义务教育阶段老师的工资能实实在在地提高，那么实施绩效工资的目的就达到了。

“绩效”需准确界定

在接受《教育》旬刊记者的采访时，部分人士对“绩效工资”这个概念本身还有疑惑。由沙丘认为，绩效工资是市场经济的专有名词，现在为了提高教师工资把它引入教育领域是否恰当还值得商榷。他称，“绩效”顾名思义，不仅要看工作量，还要看效果，可效果如何评价就是个问题。“教育是个长期的过程、潜移默化的过程，这个绩效考核方案如果不科学，就很容易退回到原来的路子上去，按照应试教育的那一套去评价老师，那么这样将适得其反，即将更加重应试教育对学生的伤害”。

熊丙奇也称，虽然国务院对“绩效”的表述是“坚持多劳多得、优绩优酬，重点向一线教师、骨干教师和做出突出成绩的其他工作人员倾斜”，但这句话太原则、太笼统，地方在实施过程中却大有文章可做，很容易在实际操作中将“绩效”变成对学校升学率、班级平均成绩、学科排名、学生竞赛获奖情况等方面的评定，那就会严重危害义务教育的健康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更准确、更详细地界定“绩效”，并力戒在实施绩效工资的过程中走了样，也是目前实施绩效工资面临的一大难题。记者 张小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