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性健康教育基地的成立意味着安慧里中心小学以主动的姿态，向社会表明了探索性健康教育的改革勇气。但这件事也让很多关爱我们的人为此捏一把汗，显然，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决定了这项改革与其他教育改革不同，其中伴随着太多的争议和误区，一旦操作不当，负面影响可能会大于正面效应，其结果就是“出师未捷身先死”。

在这方面并非没有“前车之鉴”。就在我们开始性健康教育实践的同时，在北京市，某小学原计划与高校专家一起，编写北京市第一套性健康教育教材。这件事因为被媒体提前曝光，引发了各方面的热烈讨论，其中充斥着大量负面的声音。在巨大的舆论压力面前，最终迫使他们不得不“顺应民意”，调整计划，致使该套教材迟迟没有面世。

在青少年性健康教育基地的启动仪式上，也来了一大批媒体记者，事后进行了相关的活动报道，关注不可谓不密切。但让我们至今感到幸运的是，我们的性健康教育实践，并没有引发社会各界的质疑和反对。

对此，我最深刻的一点体会就是，一方面，性健康教育事关学生的身心成长，作为教育者不容回避；但另一方面，如何科学、稳健地推进改革实践，需要讲究推进策略，不急不躁地按规律办事。很多时候，要想把好事办好，不是有良好的初衷就可以的，还要有一个倾听民意、做好铺垫和解释、疏导民众情绪的过程。

在决定正式启动性健康教育前，我们很慎重，先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征求全校家长的意见，了解孩子的性教育现状。我们一共发放800多份问卷，家长们的参与度很高，几乎全部的问卷都收回来了。最终的调查结果也让我们深受鼓舞，其中有790多份问卷中都明确表示，支持学校开展这一尝试，支持率高达95%以上。

支持率如此之高，也是有客观原因的，近年来，媒体关于未成年性侵事件的持续报道，也让家长很焦虑。他们很希望教给孩子性保护的基本知识和方法，但由于自身专业知识的缺乏，这个目的很难靠家庭教育来达成。

家长的态度让我们一下子有了底气，实际上，这么做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告知家长，把学校下一步的改革意图事先传递给他们，让家长感受到学校对他们的尊重。这样，因为事先有所了解，等学校真正开始进入实践环节后，他们都能和学校站在一起，共同经历成长。

这几年，学校性健康教育的很多对外活动，包括公开课，我们都尽可能邀请家长来参加，一方面它是一种教育和引导，另一方面，让他们及时了解性健康教育的推进情况，真正成为学校教育的参与者、支持者。

记得有一次，学校承担了区里的一次教育展示活动，其中有一节性健康教育的公开课。由于人手紧，一时无法安排教师来给公开课摄像，无奈只好求助于家长，一位在电视台工作的家长得知后，当即表示愿意来为我们摄像。

那节公开课上得很成功，观课的专家给予了很高评价，让我们很高兴。但让我们特别惊喜的是，那位全程为我们录像的家长，事后认真地写了一篇反馈文章，文章中说，他第一次看了学校的性健康教育活动，被深深吸引了，他觉得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受教育，也对学校的探索精神表示敬佩！

看到家长的这封信，我和参与这项实验的所有老师，都觉得无比激动！这让我们觉得，即便面临再大的困难，只要是对学生有益，能得到家长理解，我们都有勇气坚持下去。

同时，性健康教育的顺利开展，与专家团队的选择也有很大关系。在这一点上，“读你心意”是一个非常专业、负责的合作伙伴，给了我们很多帮助。

最重要的一点，当初确定以北京林大的方刚教授作为首席指导专家，如今看来也是一个正确的抉择。

说实话，中国的性教育研究起步较晚，如今还是处于一个基础阶段。也因此，在性教育研究领域，各个研究者的主张各不相同，甚至彼此之间也有很多争议和不同观点。

在性教育研究上，方刚教授其实是属于相对比较前卫的、激进的一派，这一度让我们有些担心。但决定与他合作，一方面是因为他是中小学性健康教育的热心参与者，一直不遗余力地普及相关的知识，身体力行地影响学校教育工作者；另一方面，我们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严肃认真的学者，态度真诚，也没有太多功利性的考虑，认准的事就会深入地做下去。

在方刚教授和他的团队进入学校前，我跟他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双方最终达成了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在小学阶段，我们的侧重点是开展性健康教育，而不是性教育，目的不在于性知识的传播，而是基于小学生的特点，让他们了解自身，了解同伴，获得自我性别认知、同伴交往礼仪和自我保护等的基本知识。

“我们想要做的是小学性健康教育，这里面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小学’，一个是‘健康’。”我强调说。

对我们的这一出发点，方刚教授也深表赞同，以后的实践中，无论是针对教师的培训，还是性健康教育课中的问题选择，都是基于这样一个共识。

几年来，安慧里中心小学的性健康教育能够波澜不惊地向前推进，没有受到太多的外界干扰，原因就在于，作为一项行动研究，学校始终能基于自身需要，以平等、主动的姿态，不断地与专家团队沟通，在磨合中双方都注意倾听彼此的需求，共同找到一条可行路径，踏踏实实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