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中山大学通识教育被炒得沸沸扬扬。然而时过不久，暨南大学也公开宣布：从即日起，他们也在珠海校区设立了“四海书院”，为新入学的外招生提供语言、文化等方面的通识教育。随之而来的是，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国内多所大学也向外界纷纷传出了通识教育的声音，可谓来势凶猛。因此，随着通识教育的渗透与蔓延，通识教育又能通向何方？为此，《教育》旬刊记者专门致电采访了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刘东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晓京。

原是中国传统文化

清华大学教授刘东认为，不断有人在鼓吹西方教育的“通识”或“博雅”，似乎中国人天生就喜欢分科，天生就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似乎只有通才和全才教育，才是西方如此成功和一直成功的真正秘诀。近来国内媒体上的一个热门话题是，尽管我国各大名校陆续成立了国学院，但面对体制上的难题，在究竟如何施展教学方面，它们竟全都束手无策，因为在教育部的分科体系中，根本就没有“国学”二字的学科代码。

相对于文、史、哲这样的学术分科而言，国学的覆盖面似乎是太普泛了，人们怀疑世界上怎么可能有“样样都懂的专家”。他认为，中华文明的教育本质就是通识教育，而西方文明则是专才教育。从中西方文明碰撞之初就可以看到一个对比。中国与西方相对来说，中国偏向于通识、通才、通人，且古时的学者都以此为荣。从孔夫子到顾炎武，通识教育一直是中华文明的人才概念。

凡此种种，都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在“国学”名称下的种种说法。按照我们的理解，“国学”是西学背景下对民族学术文化的总称；西学在经历现代化之后出现了严重分化，中国文化又在不断地西化中被外来范畴所割裂。作为对中国教育体系过于西化的反弹，“国学”恰恰代表着中国通识教育本身。尽管这种意义上的“国学”与眼下太过西化的教育体制格格不入，我们还是必须澄清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当中华文明还像是个正常文明的时候，通识教育原本正是其教育的主要内容。

“择其善者而从之”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晓京认为，通识教育从提出至今已将近两个世纪，其内涵在实践的过程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无论人们对通识教育作如何的界定，有一点是明确的，即通识教育源于欧洲自由教育的文化传统，是指非专业性的、非职业性的教育，它授以学生所必需的、共同的一些知识、经验和价值观念。“通识教育的要义在于‘通达’与‘见识’，即强调学生在较好地掌握基本知识技能的基础上，学会‘通天下之不通’，‘博闻旧事，多识其物’以‘择其善者而从之’”。

张晓京表示，继美国之后，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的通识教育都是在借鉴美国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并且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并各具特色的通识教育实践模式。他认为，“不论通识教育在实践中出现了多少种课程模式，从本质上看，通识教育首先是一种教育理念，一种教育方法，一种制度安排，一种人才培养模式，它的载体是经过精心设计的通识教育课程，通过通识课程的教学，努力把学生培养成全面、自由、和谐发展的人。”

名师授课、师生的充分研讨和元典阅读是通识教育课程教学的三大特点，这三者的结合保证了通识课的深度和质量。在国外，通识教育体系中一般都采取名师带领同学进行经典研读的上课方式，并强调学习的自由风气，为保证师生的交流，课堂上老师大多会留１／３以上的时间给学生提问，大力倡导学生培养思考、研究、讨论、公开演讲、说服他人等能力。

根植传统文化才有活力

对于中国通识教育发展之路该如何去走？张晓京对此认为，上个世纪９０年代，因应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推进，通识教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一个热点问题。然而，作为对西方高等教育的“横向移植”，通识教育在长期以来专业教育模式主导的中国大学显得有些“水土不服”。因此，这就需要探索一种适合我们“本土化”的通识教育。通识教育只有植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传统才有深度和活力。

张晓京指出，在开展通识教育的过程中，要处理好各个学校的教学传统与未来的教学改革之间的关系，已经被教学实践证明了是行之有效的好的课程，好的教学管理制度，应该坚持并在新的条件下进一步完善。

他还指出，在通识教育本土化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掘中国传统教育的资源，立足国情、校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尽管学者们普遍认为通识教育起源于西方，但是在中国古代教育中也蕴藏着丰富的与通识教育理念相通的思想元素。儒家教育思想中强调有教无类，注重人格、心智的完善，强调教育的目的是‘育人’而非‘制器’等等，对我们今天如何更好的开展通识教育都有许多可以进一步发掘、整理和吸收的宝贵资源。通识教育只有植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传统才有深度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