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对闻一多，其实颇有微词。

　　1945年昆明“一二·一”运动后，12月14日，梅贻琦曾就学生复课问题约闻一多谈了一个多小时。在当天的日记里，梅贻琦写道：“一多实一理想革命家，其见解、言论可以煽动，未必切实际，难免为阴谋者利用耳。”

　　1946年4月15日，西南联大即将结束使命，率真的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校友会上又“放了几炮”。这次，梅贻琦日记里的不满更为直观：“会中由闻一多开谩骂之端，起而继之者亦即把持该会者，对于学校大肆批评，对于教授横加污辱。果何居心必欲如此乎？民主自由之意义被此辈玷污矣。然学校之将来更可虑也。”

　　然而，关键时刻，梅贻琦对闻一多依然是保护有加。

　　早在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当局就或明或暗的要求西南联大把闻一多扫地出门，对此，梅贻琦向来不理睬。1946年6月，梅贻琦和蒋介石面谈大学复校问题，期间谈到闻一多等人，梅贻琦说，闻一多等在学术上颇有成绩，最近之举动当系一时之冲动，再加上家属众多或时有病人，生活非常困难，于是愁闷积于胸中，一旦发泄，火气更大。这一番话，巧妙地把蒋介石暗藏杀机的对进步教授的质疑，变成了为教授争取待遇的由头，梅贻琦的品格和智慧，可见一斑。

　　多方延揽人才，竭力保护人才，梅贻琦的骨子里，有着对办好一所大学最“固执”的信仰：按教育规律办事。

　　梅贻琦之前，清华师生赶校长、赶教授是家常便饭，校长在任时间都不长。梅贻琦到校后，奉行“教授治校”原则，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了学术研究和培养人才在专业轨道上进行。早期的清华，实力远逊于名气，然而在梅贻琦治下，不到10年时间，清华从一所有学术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成为世界瞩目的、既有学术地位也有学术名气的名校。

　　梅贻琦曾将自己比喻成京戏里“王帽”的角色：“他每出场总是王冠齐整，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他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得‘与有荣焉’而已。’”

　　这当然是梅贻琦的自谦之词。实际上，梅贻琦对清华的贡献，恰恰是“搭成了一个好班子”，而非是他自己说的“运气好”，凑巧在一个好班子。

　　从培养人才、科学研究等大处着眼，这样一个班子、一套体系的运作，自然是成果斐然。不过最耐人寻味的，却是一处细节。

　　抗战胜利后，清华复归北平，由于日军的严重破坏，图书及一切设备，大部分需要重新购置。有许多带有“清华”字样的卫生设备、书籍等，还要从城内卖破烂摊子上买回。然而由接收到开学，仅仅数月，学校就初步恢复规模，每位教职员搬入清华园的当天，家具、炉灶及全套的餐具皆一一送达。

　　身为校长，梅贻琦没有如今天的很多大学校长一样，担着校长的职务，还在学术上时有捷报。梅贻琦一生几无学术成果，也从来没有被称为“大师”，但在他任期内，不仅为清华请来了众多大师，还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大师。何也？人人在清华体系中各司其职，各尽其用，行政有行政的轨道，教学有教学的轨道，一切按规律，秉公办事，如此而已。

　　身为一名教育家，这就是梅贻琦的伟大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