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四倍

“正面报道我可以不看，但负面报道一定第一时间看。”今天接受媒体采访时，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市市长阮成发不避谈经济适用房摇出“六连号”、客运管理人员为套牌黑出租通风报信等政府“丑闻”，并表示政府要习惯在监督下工作。（《中国青年报》3月8日）

在人们尤其是官员的习惯性思维中，“正面报道我可以不看，但负面报道一定第一时间看”的话语无疑有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特别是在所谓的“负面报道”几成官员“围追堵截”对象的社会环境中。在政府要习惯在监督下工作的前提下，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市市长阮成发的“负面报道观”给了我们期待。

与拒绝“负面报道”乃至封杀“负面报道”相比，“第一时间看”，让我们看到了新鲜的气象。长期以来，“负面报道”之说的流行，不但表明了“歌德”话语的窠臼，也告诉我们，在官员眼中，“负面报道”一直缺乏一种公共利益的衡量标准。而对“正面报道”的偏好则是官员对公众意志的背离和抛弃。正是在这点上，“负面报道一定第一时间看”契合了公众意志和公共利益。

官员眼中的“负面报道”就是“舆论监督”，就是所谓的政府“丑闻”。事实上，公民通过发表观点和意见，对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社会现象进行评价或抨击，以对社会的偏差行为进行矫正和制约，本是一种常识，而“负面报道一定第一时间看”就是尊重公民权利和重建公共舆论权威的内在要求。

同时，“负面报道一定第一时间看”是对常识的尊重。因为舆论本身属于社会监督的一种，是对公共利益的维护。但是，舆论只是在客观上起到对公共权力的制衡作用。实际生活中我们看到，新闻舆论对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关注，使那些有悖于社会规范的行为公布于世，引起社会成员对其指责，形成一种社会力量，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公共权力实现了监督与制衡，从而减少了权力腐败的机会，会增强公共权力的公正性。也就是说，舆论即使不能直接或及时地解决问题，但它发挥了一种信息通道的职能，既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也引导了公众的参与权。“负面报道一定第一时间看”的意义就在此。

“负面报道一定第一时间看”强化了舆论的功能和价值。舆论是传媒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一种制度性的监督关系，不依媒体的意志而自由解除，不存在一般法律关系在形成上的偶然性。权力机构或官员对舆论有所顾忌，并不是惧怕某种舆论，而是因为在公共舆论的报道与批评中，让权力机构和官员受到经常的、持续的检查和监督。

伴随着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政府的行政权也在不断扩张。公权力的不断扩大，会造成乱用、滥用公权而滋生腐败。因而人们寄希望于社会舆论这一监督机制，希望通过新闻媒体等公共论坛公开揭露权力滥用现象，在社会中形成一种不利于被批评者的舆论压力，使得政府及其官员能更好地服务于大众。公众期待更多的官员给出回答，更希望代表委员们在这个问题上有所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