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华东政法大学就出台相关意见，从政策、制度、环境、文化、待遇等诸多方面入手，因“校”制宜地制定了青年教师队伍建设的扶持政策和干预措施：为有需要的青年教师提供市区的廉租公寓；对一个青年科研的项目，连续资助3年，每年给予10万元……华东政法大学校长叶青表示，希望通过这些举措，让青年教师“把心稳下来”，抚平焦虑，从而让他们更专注于教学与科研。
此外，职称制度改革也一直在进行中。直至今年年初，从中央到地方已经陆续有诸多政策出台，对职称制度改革提出新要求，“唯论文”的考核方式被逐渐打破，评审权力下放高校也成为备受瞩目的改革亮点。虽然，“代发论文”、“挂名专著”等现象仍然是“青椒”职称评定乱象中诞生的“恶之花”，但随着高校自主权空间的不断扩大、规避与防范学术造假的意识不断增强，高校教师、大学校长乃至教育领域的学者，都对教师的晋升渠道的改良抱有积极的期待。
贵州大学副校长宋宝安建言：“高校老师往往担任着教学与科研的双重任务，因此，对于高校教师评价就要多元化，将老师分为教学型、科研型等不同类别，对于教学型老师则主要将上课效果、精品课程、教学教改、学生满意度等作为评价指标。”不能再“唯论文”论，逐步成为各界共识。
“四十岁以下的教师，一方面还有朝气，还想往上走，不愿意就此停下来；另一方面，学校压给他们的任务较重，因而心力交瘁。”
尽管如此，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看来，除了升教授等现实层面的考虑，人在四十岁以前，还是有一些理想性的。
与那些潜力无限的年轻的高校教师们一道，我们要说的话还有很多；未来的路还有很长，但我们充满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