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学新生训练第一天，校长李嗣涔对大学新鲜人发表演说表示，支持大学生“有目的”的逃课；若学习教室外的学问，理由正当，他允许逃课。（《中国新闻网》）
　　当然，在支持学生有目的逃课的同时，李嗣涔校长也特别强调：“没目的、漫无目标的逃课最好不要。”对于记者的疑惑，台湾大学主秘张培仁做了补充说明：台大校风自由，上课多不点名，学生若有其他社团要务而逃课，要向老师报备，由老师全权处理。“台大学生要自己衡量逃课造成课业进度落后的代价。”
　　堂堂大学校长，该不该公开发表支持学生有目的逃课的言论，我想不是一个大问题。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同学一片静默。如果我们对大学的功能与大学课堂的现状略加了解的话，恐怕就会如那些质疑辜鸿铭辫子的学生一样，只能用静默来面对台大校长的言论了。
　　培养人才是大学的首要职能，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上讲得很清楚了，既要掌握文化知识，又要有良好的思想品德修养，既要有创新思维，又要有社会实践能力，既要全面发展，又要个性发展。有些内容，是课程学习和考试无法衡量的，就如李嗣涔校长说的“个人品格显现在日常小事中”。其他的课程学习，现行考试方法下的考试成绩也往往很难真正衡量学习的质量。
　　民国时期，有很多教授的考试方式很特别。比如，1932 年清华大学的语文考试，陈寅恪出的题目就是让学生对“对子”，上联是“孙行者”，很多考生就对不上了，只有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张政烺对出的“胡适之”勉强及格，经过后来多年的琢磨，张政烺才发现正确的的答案应该是“祖冲之”，因为“胡适之”的“胡”字，跟“孙行者”的“孙”字平仄不协。还有的教授，一门课程上完，根据学生课堂上表现的水平，就给出了成绩，学生不服，教授便问他一个问题，根据学生的回答，教授就给学生解释，为什么只能得这样一个分数，学生哑口无言。我想，如果今天的大学生，碰到的都是这样的老师，估计敢逃课者将很少。
　　再看如今的大学，逃课已经是一种普遍现象了。除了显性逃课，隐形逃课更是普遍存在，人坐在课堂上，却在做其他的事情。原因不用赘述，要么是老师的授课不具有不可取代性，学生通过自学完全可以达到甚至超过听课者的水平；要么是考试方式落后，学生通过考试前的突击，完全可以通过考试甚至取得很好的考试成绩。学生通过听课学习所获得的创新思维与个性发展微乎其微。
　　台大的妙处，就在于两个转移，一是将允不允许学生逃课的审批权转移给了授课教师，要吸引学生必须到课堂听课，授课教师就必须在授课质量上下工夫，真正让学生感到进课堂与不进课堂是完全不一样的；二是将是否逃课的衡量权转移给了学生，学生要衡量逃课会不会造成课业进度落后，要衡量逃课是否有一个正当的理由，是去学习教室外的东西，这样学生就会对自己的选择与决定负责了，也更好地与学生的个性发展结合起来了。
　　笔者要表达的意思，并不是说大陆的大学也应该向台湾大学学习，允许和支持学生逃课。但对如何提高授课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李嗣涔校长的讲话细节无疑是给了我们一些启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