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四倍

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撰文指出，中国的大学校长可能是最累的校长。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组织制度、决策过程不明晰，很多事情都需要讨论。如果哪一天校长也可以去打打高尔夫、喝喝茶，学校也就治理好了，因为那就意味着有了明晰的规则。（《人民日报》10月18日）

中国大学校长世界最“累”是个人的矫情还是制度的尴尬？笔者以为，这是高校高度行政化和日益官僚化的隐喻。高校行政化使得高校校长要花大量人力、物力用于与教学科研无关的事务，有限的经费耗费在毫无知识价值、社会价值、教育与科研价值的行政、准行政行为上。高校行政化导致教育资源是按权力格局分配，使得一些人的主要精力不是做扎实的教学和科研，而是忙于应酬、接待。由此，岂能不催生校长最“累”的怪象。

现在我国大学突出的特征是教育行政化，大学不是或不完全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而是行政体系在大学系统内的延伸，主要特征是校内庞大的行政官员队伍是支配和支撑大学的真正主体，单位和人员按权力框框编排在不同的等级中，权力意志是大学运作的根本价值信号，权力价值标准是评价人的行为、肯定人的价值的根本标准和根据。

正如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所说，一个教授要办件学术上的事，不知道该去找学校哪个部门；某个部处的办事人员就可以随意告诉来办事的教授“这是校长说的”、“副校长如何说的”；清华的研究院设了很多办公室，但它们是干什么的、未来如何发展，谁也说不清楚。我确实能感觉到，行政对学术事务存在过多干预和权力错位。这样的反省并不多见，但是，也证明了大学行政化的积弊。

现代的大学理念可以归结为三句话，即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师治校。这也是现代大学生存的基本要素。缺乏这些基本要素，大学教育的本质就会出现异化。而当行政化取代这些基本要素时，大学校长想不累就难！

因此，“中国的大学校长可能是最累的校长”并非是个人的矫情，相反，是现代大学制度缺位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