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他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位大学校长、中国最年轻的校长，他首创并推行的一系列高教改革，如学分制、插班生制等等，使武汉大学成为当时教育改革领域上的急先锋。

-25年后，他写下自传，以《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反思中国教育体制变革，披露了一些教育改革的内幕，直批中国高等教育大一统教育体制、填鸭式灌输教育原则等六大弊端 ——

统一高考模式应予终结！

32岁任 武汉大学副教务长，39岁任党委副书记，45岁任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48岁任大学校长，54岁被免职——这些数字和官职几乎可以概括刘道玉的一生，他超前的教育改革观念不容于当时的保守势力，刘道玉的任职和离职在中国都可谓绝无仅有。

1988年，这位中国教育界的传奇人物突然被免职，虽然他首创的学分制、主辅修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贷学金制等已经在全国高校中普遍实行，但是岁月将他淡出人们的视线，直到去年，刘道玉的《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出版后，他又回来了，在书中披露了一些教育改革的内幕，直批中国高等教育的六大弊端。

这位76岁的“激进人物”语气平静，思维敏捷，他坦言，自己只是觉得中国教育这事，该站出来说一说了，没有想到“自白”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教育腐败了，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我应该说一说了

时代信报：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您是中国高等教育界的风云人物，1988年，您突然被免职，离开武大校长一职后，这十几年逐步淡出公众视野。为何在您古稀之年写下这个自传？

刘道玉：我经历过新中国以来的种种政治运动，也曾经当过“工具”。中国有句古语：“七十而从心欲不逾举”。我到了七十古稀之年，对一切都已置之度外，写这本书时，我已经没有什么顾忌了，“我手写我心”。我从69岁开始着手写这本自传。写这本自传，是出于我的一种怀旧情结，也是我对自己的一次全面彻底的反省，回忆检查自己一生所经历的主要事情，让大家知道我为人所知的一面，也是为了让大家知道我鲜为人知的一面。是给我自己一个交代，也是给社会一个交代。

时代信报：这本书是不是也使您想公开地表达自己的一些看法？

刘道玉：我出这本自传，我想，也是现在教育形势下的一种需要。现在高等教育的情况，是大众议论的一个热点。这种关注，一是大众认识到教育是兴国之本；第二是因为大众对中国的教育有着种种不满。教育原来是一片圣洁的净土，而现在教育也腐败了。我感到很焦急。我认为，出于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我应该出来说一说了。

时代信报：去年，在教育界的确出了一些事件，比如 清华大学教授陈丹青辞职、清华大学博士生王垠申请退学等等。您怎么看这些事件看？

刘道玉：我认为，像陈丹青这些人的举动是出于对中国大学教育现状的一种失去信心的无奈之举。我理解他们，他们的举动是一种勇敢之举，因为他们洁身自好，不愿滥竽充数。如果我还当大学校长的话，如果他们在我的大学里，我会劝阻他们，请他们留下，尽量尊重他们的意愿，给这些教授、学生更灵活的自主权。可惜，我一直没有看到这些教授、学生所在校方的一种回应，对此，我感到失望。

教育部应该放权，高考过时了

时代信报：您当年在国内推行了一系列创新的教育改革，十分激进，现在，在您看来，全国的各高校都有些什么弊端。

刘道玉：一是管得死死的大一统教育体制；二是填鸭式灌输教育原则；三是单一学制和狭窄的教学制度；四是单纯以分数高低取舍和评价人才的考试方法；五是大包大揽的学校为社会的小农管理方式；六是单一的非再生式拨款机制。其中最主要的大一统教育体制，指国家垄断一切教育资源，按照计划经济思维来领导和管理教育。

时代信报：“文革”之后，您对中国高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和恢复统一高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高考在中国已恢复了近30年，可是现在公众对高考的批评却不少。

刘道玉：“文革”后，恢复高考是时代的需要。现在的统一高考制度已经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行改革也是必要的。现在教育部门也对高考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我认为这是添枝加叶式的，关键还是要从源头抓起。教育部应该要放权，让高校招生有自主权，比如一些重点大学可以自主出题、自主招生。选拔考生，不能再光看分数。现在经济都多元化了，考试也应该多元化。

时代信报：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您就提出了“创造教育”的思想，您认为现在大学实施创造教育还有较大阻力，这些阻力是什么？

刘道玉：根据我20多年研究和实践创造教育的感受，阻力主要是：僵化的大一统的教育领导体制，保守的教育理念，落后的人才观念，没有民主自由的育人环境。如果我国大学依然不能行使独立自主的办学权，不是由富有创造性的教育家来治校，要在大学实施创造教育和培养创造性人才是很困难的。

不愿当官，是因为我太热爱教育了

时代信报：说起创造性的大学校长，您被称是“武汉大学的蔡元培”，在您看来，怎么样的人才能算得上是一个优秀的大学校长？

刘道玉：我认为，一个优秀的大学校长应当具备以下的条件：他们应当是一位职业教育家，具备深厚的文化教育背景，但不再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必须专心致志地履行校长的职责，不能成为陶行知先生所批评的那种“命分式”的校长(指心有旁骛)；他们应当懂得教育学，有自己独特的办学理念，能够成为学校传统和光辉未来的化身；他们应当具有冒险和创造精神，营造民主自由的学风，支持教师和学生的创造性的研究，敢于保护有争议的创造性的人才；他们应当具有洞察问题的能力、准确的判断力和决策与管理能力；他们应当密切联系群众，善于倾听教师和学生们的意见，做到从善如流……当然，一个优秀的大学校长应具备的条件远不止这些，但是如果具备了这五个最主要的素质，那么他就能够率领大学向世界一流水平迈进！

时代信报：在您的自传中，您写到自己曾经多次放弃了重要职务的委任。为什么别人认为这些比大学校长更能实现自己抱负的工作岗位，您却多次拒绝？

刘道玉：在一些人看来，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特别是在跑官、买官和卖官之风盛行的今天，似乎觉得我太傻了。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人各有志、人各有所求嘛！我之所以不愿当官，是因为我太热爱教育了，一个人对某种事业太专注了，那么他就会把自己热爱的事业视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当然，我也不讳言，我不愿当官是因为我不具备当官的秉性。我不仅个性十分鲜明，而且还具有很强的独立性，这些是官场上所不允许的，但这些又恰恰是研究创造教育所必须的。人贵要有自知之明，明知自己不是当官的料，所以还是远离官场为好。

时代信报：十几年前，有人说您是因为改革过于激进而被免去校长职务。可从书中字里行间可以看出，直到现在，您还是把教育改革挂在心中的。

刘道玉：教育改革的情结在我心中一直挥之不去。这是我的理想主义。我会把我这本书的稿酬捐给刘道玉基金会，让基金会为中国的教育改革做一些事。我在教育战线上是改革的弄潮儿。我想，我会呼吁教育改革一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杜鹃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我相信教育改革的东风一定能唤得回！

人物

档案

刘道玉，1933年11月生，湖北枣阳人。中共党员。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1977年，出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1981至1988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在任内，他率先推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学分制、主辅修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度等，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