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晏阳初·陶行知
——相切与相离
储朝晖*
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生于安徽歙县贫苦的乡村，原名文濬，后改名知行，行知；
晏阳初，1893年10月26日生于四川巴中县一个书香世家，本名兴复，又名遇春，字阳初。
两个响彻中外的名字，来自华夏文化根基深厚的两个省份，一个将先辈的希望变更成深刻哲理；一个则将这种希望秉持了一个世纪并在其中加入洋文James。
世事沧桑多变，使这两个在历史长河中几乎是同时出生的华夏之子具有许多相同之点和不同之处。使他们在生活、思想、事业、理论上相遇，相分；相切，相离……。
一、来自不同阶层，走向同一目标
童年的陶行知生活在受压迫的劳动者中间，使他从小就深知并理解劳动者的痛苦和内心世界，养成了机智聪明，刚直无畏的个性。幸运的是他有了上学的机会，这是贫苦者获得幸福的少有的机遇，也是受压迫阶层摆脱愚昧的少有的机遇，他得到了这难得的机遇，并打下了所谓“旧学”的根底。
出生于书香门第的晏阳初，五岁启蒙读经书，条件优越得多，小小年纪脑子里就灌满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修齐治平之说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扎下了根，影响他一生，前辈希望他成为治人者，而且从小就受了治人文化的教育。
使这两个不同命运，不同阶层的孩童以后相遇，相切的第一个因素是他们都进入了西学，进了内地教会办的洋学堂。陶氏1906年进了离家仅八华里的崇一学堂，同样是受了某种至今仍难以说清其意图的恩惠，有人说是喜受，有人说是侵略；有人说是好意，有人说是恶意；千奇百状的施主和千奇百状的受主之间的施受本来就是千奇百状的，这无足奇怪，历史记得真切的是他进了西学，学了洋文、自然和医学，并在那墙上留下了一串“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的醒目字迹。大约是在陶氏进崇一学堂的前两年，思想开明的晏氏父母，就让晏氏兄长跋山涉水步行四百来里，把孩子送进阆中县的内地教会洋学堂，其养育之恩可谓厚矣。
正是在使这二位趋同的环境里，他们各自则表现出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人。陶氏在打算继续在教会学校深造时，因不信教并对学校岐视不信教学生不满愤然退学，中断了学业；晏氏则顺从地领受洗礼，加入了基督教，参加了基督教的结社活动。受压迫阶层的反抗精神与儒家思想与优越生活条件酿成的顺从品质第一次出现鲜明的对照，并预示出他们未来人生道路的是非曲直。顺逆甘苦。
一个怀有勃勃雄心的青年人是不会因为挫折而轻易沉沦的，经过一年多曲折艰苦的历程，1909年，陶氏又考进了汇文书院，苦难孕发出的强大爆发力使他一路领先，在五年的学习生活中创下了“秀绝金陵第一声”的惊人之举。社会处境和陶氏的天性使得他的学习生活带有跳跃性。晏氏所处的环境及其天性则决定着他规规矩矩地走着小学到中学到大学的历程。使得他虽早陶氏两年破蒙，却在他后四年——1913年才跨入高等学府。两个不同命运者又在大致同一时期进入人生的另一重要历程——大学生活，不过一人在南京，一人在香港。
相同的起跑线，相同的社会背景，陶氏修业中文系，晏氏就读政治学。晏氏以第一名考上大学，不可谓不优秀，然而除了学习成绩之外，就很少见他在其他方面的出色举动，说明儒学已内化到他的身心，他是一个安分守纪的好学生，如果说他也有反抗精神的话，就是拒绝加入英国国籍，因而被取消了1600元的英皇爱德华第七奖学金。陶氏则不然，不知何故，他在金大学习期间却又插入了一段当徽州府议会秘书的经历，据考还响应辛亥革命在安徽屯溪余家庄发动革命暴动。在校时，陶氏也不那么“安份”，拥护辛亥革命，组织讲演会、爱国捐，研究王阳明的学说和西方政治学说，任《金陵光》主笔，写了许多有独立见解的文章，其毕业论文《共和精义》完全可以通过政治学系的毕业考核，却阴错阳差地得了一个纽约州大学文科学士学位。“专业思想不牢固”的陶氏在金大学业也很不错，否则是不会考得第一名，受到江苏省教育会的奖励，被教育会长黄炎培先生称颂为“秀绝金陵”的。
1914年，聪敏的陶氏，快快地结束了大学学业，先晏氏两年踏上了太平洋彼岸那片曾为千百万有志改变中国命运的青年人向往的神奇土地。他先入伊利诺大学学习市政，与政治和当官有了联系；有趣的是晏氏两年后进耶鲁大学学政治经济学，也与政治和当官联系上了，他们后来却都抛弃了这个他们认为不能给劳苦大众带来幸福的专业，而去从事神圣的教育事业，以致后来太迷恋于教育事业了。他们这样认为，有人不这样认为，包括许多未曾学过政治专业的人都认为这是改良主义，是教育救国。由此看来，两位先生确实都不宜于学政治专业，他们后来的选择说明他们是正确的，尽管如此，还是逃脱不了那些要求全体社会成员都成为职业政治家的人们的屡屡批判。
陶氏总是快速地完成一切，快速地改变一切，入美仅一年便获取了政治硕士学位，并很快地改变了他所学的专业，1915年即转到哥伦比亚大学杜威、孟禄的门下学教育，1917年连即将到手的博士文凭也顾不上拿，便像那黄河决了堤，怀着要使中国人都受到教育的宏愿，向着那中国的，平民的道路上奔流回来了。用他的言行证明了他是一个中国性、平民性最强的留学生，证明他的志向在教育而不在政治。
中国社会的富贵阶层到美国只能成为中下层，晏氏在美国也只能过上半工半读的生活，这种反差对晏氏来说是一种失落，然而他得到的更多，这正是他后来体验到华工的“苦”和“力”的基础，美国社会的经济繁荣和道德并不繁荣，增加了晏氏的民族意识和改造社会的思想，使晏氏参加了中国留学生的秘密组织“成志会”。在此期间，晏氏结识了纽约市华埠基督教堂的许芹牧师，并与他的千金许雅丽女士相爱，这是晏氏因信奉基督而获取的幸福。也因此使他对基督的信奉更虔诚。使他一生的思想、工作、事业、生活都不免带上了基督的印迹，遇着强者便顺从，遇着弱者便怜悯，当然不可能参加暴力革命，缺少战斗性，作为普通的社会一员，这是无可厚非的，然而或是因为他并不普通，或是因为社会正处在一个特殊历史时期，他还是遭到了众多人的指责。
陶氏回国后按通常的惯例走上了大学教授以至教务长的岗位，其中少不了留美学生群体的撮合所起的作用，因为后来的校长郭秉文就是他的学长。然而不寻常的是陶氏的本色，为了把“教授法”改为“教学法”，他和一群德高望重的老人吵了起来，并决定丢官也不丢自己的观点。“五四”运动兴起，他又成了南京学运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四处开会，演说。除了教学工作外，他还兼任了许多职务，一个社会活动家的形象此时已完全显露出来了，当然少不了金陵大学学习时打下的基础。
1918年夏，晏氏的人生道路上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大学毕业后第二天，带着对战场和劳动者的全然无知，他就沿着基督指引的路线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参加青年会主持的为华工服务工作，在法国普兰战地服务中心，为五千华工做写家信、翻译、传达、代购物品等工作。如果说陶氏自小就受到中国劳动阶层的感情的熏陶的话，晏氏此时才真正有机会接受这一宝贵东西。他亲眼看到了既要进行筑路、运输、挖战壕等繁重劳动，又要受洋人轻侮、蹂躏的华工，作为身在异域的华人，他不能不被感触。那时晏氏的平民意识尚不深刻，“从美国到法国去，原意无非是领导华工，可是在他人的国家里，碰到这二十几万华工，我才认识了真正的中国”。他体验到了华工的“苦”，认识到了华工的“力”，基督精神驱使他要救苦救难，他搜集常用汉字编成《千字课本》，办起华工识字班。经过四个月的试教，竟有35人能识字写信，他成功了，他认识了华工的智慧，并从与他们的共同生活中增长了智慧。继而推广扩大教学，一年后二十万华工中就有38%的人摘掉文盲帽子，能阅读家信和由他编的“开通华工的知识，辅助华工的道德，联络华工的感情”的《华工周报》。从此，晏氏与陶氏一样，也加入到教育事业的行列。
一心一意改变中国教育落后状况而且要当中国平民的陶氏，回国后只能实现他愿望的一半，他如愿以偿地从事教育工作，却被社会惯性地推到了高于一般平民的教授和教务长的职位，不能直接为普通平民服务，这正是他的不满所在。满脑子思辩的陶氏，提出因为他爱人类，所以他爱人类之最大多数最不幸的中华民族；因为他爱中华民族，所以他爱中华民族之最大多数而又最不幸的农人的命题。自然，寻找一条最有效的服务于劳动大众的教育途径成为陶氏思想的主题之一，这就使他不得不改变已有的角色——由穿长袍马褂到穿布衣草鞋。晏氏则在此之前带着几分自觉自知，几分不自觉不自知地进入平民生活。
办教育，要为平民办教育，陶氏这样认为，晏氏也这样做了。并通过做而认识到其重要性。两个出身和经历都不同的人，走过各自曲折的旅程，却有了共同的目标——办平民教育。
二、相切在1923—1926
两个受中西文化教育的炎黄子孙，尽管他们所接受的成份有很大的差别，晏氏倾向于儒家和基督，陶氏则兼有百家稍偏重于杜威和墨家哲学及实验主义，他们都把目光投向前人未曾注目过的阶层——平民，要进行前人未曾进行过的事业——平民教育。共同的目标，相同的历史背景，使他们有了许多相同的看法，相同的行动，而事业本身的艰巨性又使他们不约而同地携手合作，奏出中国数千年教育史中划时代的乐章。
在法国华工中进行了一段时间平民教育工作的晏氏，并未坚定地立下从此就终身献身教育的宏愿，而是于1919年秋回美进了普林斯顿大学专修历史，做学者的念头胜过当教育家。只是因为母亲的病重这一因素促使他提前于1920年8月回国，从而又决定着他有了在平民、教育、基督这三维空间中活动的机遇。陶氏则不然，一回国便立志教育，并要革新教育，到处奔走呼号，连连发表教育高论，1917—1922年中共发表论著五十七篇之多，迎来杜威、孟禄等一批学者，顺应五四新文化掀起了影响全国的新教育运动，主编《新教育》，发起组织中华教育改进社并任总干事，与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时间成了中国呼风唤雨的大名人。
在陶氏忙于高层次的活动时，晏氏则在以基督教青年会平民教育科长的身份做了一些基础的，且使后来工作产生惊人的效果的工作——调查和试验、宣传，在长沙、烟台、嘉兴、杭州，在武汉……。并发明了幻灯教学法。晏氏的工作当然要被当时身居高层，眼观六路，耳闻八方的陶氏所知晓，并引起他的关注。1923年5月，陶氏专程参观了晏氏在嘉兴办的平民教育试验，两位教育家有了第一次握手的机会，并接着与热心平民教育的朱其慧等人在上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筹备会。研究在全国推行平民教育的方法，即要以最少的经费于数月间，使每人得受基础之普通教育。5月27日，由以上三位与袁希涛、黄炎培等正式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熊夫人（即朱其慧）推为主任，陶、晏二位推为干事，陶氏和朱经农为编辑。会后以陶氏、熊夫人、晏氏三人的名义向有关人士发了以下函文：
хх先生惠鉴：
日前平民教育促进会筹备会开会，想在十年之内使十二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一万万不识字之人民，受一千基础字所代表之共和国民的基础教育。此刻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编辑相当之教科书，未编之前，应有极明了之目标作指针。这许多人受过这种教育之后，对于国家前途应该有何种贡献，对于个人生活应当有何种影响，国民性中固有的，何者应光辉充实，缺少的何者应吸收补足，这都是应当分析出来，做我们具体的目标的。同仁所拟办法，暂定四个月教九十六课，或每课达一目标，或数课合一目标，或一课合数目标。但以全部论，必有百或数十条明确之目标以为依据，才能发生相当之效力。夙仰先生对于国家大事，世界潮流研究有素，公推先生将新世纪中国民应有之精神态度，知识技能条分缕析、赐作南针，并请于一星期内开单示知，最为盼切。专此奉达，敬请
撰安
陶知行
熊朱其慧 同启
晏阳初
会后就行动 ，是这伙人的特点，熊夫人、陶氏、王伯秋首先在南京发起平民教育运动。6月20日就成立了南京平民教育促进会，为全国性平教育会的成立开了一个先导。接着武汉等地也相继建立。
8月20—25日，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在北京清华学校举行，同时一个全国性的平教育会在这里酝酿诞生。8月22日上午10时，参加改进社年会的各省代表齐集清华大礼堂，召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第一次会议，陶氏、熊夫人、晏氏都参加了。陶氏以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身份先登台演说：今日为平民教育促进会开会的第一次，以后怕还有第二次的开会，惟今日须由到会诸君举出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书记一人……。
经过推荐，熊朱其慧任主席，晏氏任副主席，陶氏任书记。
8月26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正式成立，熊朱其慧为董事长，晏阳初为总干事，陶行知为董事部书记兼安徽省执行董事，平教会北京办事处设在中华教育改进社内。于是一个把两位热心的教育家联在一起的教育组织诞生了，内中包涵了多少真诚的合作与智慧的共谋，后人难以清楚地道出。
此后，晏氏、陶氏便有了一段形影不离的推行平民教育运动的生活历程，一场规模宏大的平民教育运动在全国各城市展开，由于推动得力，各方面积极响应，不久就有18省及32城市成立了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分会。陶、晏二位一起到上海、去杭州、跑南京、兹录陶氏所记的他们在南京的几日生活，便可从中窥见一斑：
其慧先生：
这几天阳初、伯秋二先生和知行及南京各位同志在此地积极进行，很可乐观。……
四日，伯秋宴请教育局长孙阆仙先生，县署第三科长凌卓之先生，学务委员陈学仁先生于山东馆，伍仲文，晏阳初二先生和知行均在座。
五日二时，开干事会议，讨论进行方法，阳初先生演讲《干事应有的精神》，知行演讲《活的平民教育运动要有活的干事》。四时，开董事会……七时三十分，伯秋、阳初和我三人在女子师范演讲，默君先生病，冯君异伯主席，结果公推罗汉十一人组织罗汉委员会，推广平民教育。
六日，公共演讲厅演讲平民教育。伯秋、阳初、知行三人主讲。
十二年十一月八日
在上海、陶氏，准确地说是晏氏碰到了一点麻烦，基督教青年会不让晏氏前去专任平教会总干事，陶氏得知此事后便立即写信给朱其慧，诉出了晏氏的苦衷，并极力推崇晏氏，信全文如下：
其慧先生：
知行这次到沪，和岫庐（王云五）、梦旦诸先生交换意见，甚为愉快。我说：大家对于平民教育都是初次试验，都是外行，都有奋斗精神，冒险态度，都不免有些错误。因为是初次试验，所以彼此要忍耐，要原谅。他们觉得这话不错，所以对平民教育还是依然的热心。
关于总干事一事，闻青年会有复信说明该会不能让晏阳初先生应聘之理由。知行觉得此职除晏君外实无相当人才。务请再具恳切之函向青年会交涉。该会对于平民教育如此热心，实堪钦佩，但究属局部之进行。故为国家教育计，为充分运用人才计，晏君应该舍青年会而就总会之职。
总会经费进行效果如何，甚为怀念，便中务请示之为祷。
敬祝康乐。
陶行知十二年十月三日，南京
直到1924年9月，晏氏才正式到北京就职。
在这一段时期里，陶、晏二位跑了大半个中国，陶氏还到了内蒙，在他们的言论中，随时都有称颂对方的言语。
晏氏在1923年10月发表在《新教育》7卷2—3合期上的一篇讲话中说：“现在平民教育稍有成绩，如熊夫人、陶先生皆有研究……”。
在《平民教育运动》一文中，晏氏道：“随着平教运动的全面开展，运动的领导者深切感到中央机构对运动的全面管理与系统推进是多么的必要。据此，在熊希龄夫人、袁希涛（前教育部副长）、P.W.Kuo、陶知行、胡适、中华职业教育社会长黄炎培、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人的领导下，平民教育全国大会终于在1923年8月在北京清华大学开幕。”
陶氏则写信告诉他人：“教育界同志如熊秉三夫人，袁观澜先生、晏阳初先生、王伯秋先生都觉得这些事的重要，就同我发起了一个会，叫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称颂“晏先生于欧战时，在法国办过华工的平民教育，很有经验。回国以后，又在长沙、烟台、嘉兴三处继续试验，很有成绩。”
类似的称颂还散见于陶氏的《平民教育运动与国运》、《全国平民教育之现状》、《平民教育概论》等论著中。
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里，亲密的同仁也产生误解，有一天，熊夫人和陶氏来到会所，要求审阅全部工作文件。原因是有人说晏氏寄往外国信件中有Russian字样。而一当真相大白，误会就全然消除了。
陶、晏二位的合作，在中国教育史上是有典型意义的：
首先是掀起了一场在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以劳动大众为对象的教育运动——平民教育运动，办起了一大批平民学校，平民读书处，平民问字处，推动了平民教育体制和方法的进步和发展。迈出了教育从士阶层走向平民的较大一步。
其次，他们是爱国知识分子合作的典型，他们都满怀一颗赤子之心，为大众服务，不是文人相轻，而是相互尊重，互助合作，推动共同的事业发展。同时相互间又不盲从，各有各的独立见解，没有谁依附于谁的关系存在。
再者，他们都采取了即不照搬古代或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又不一概排斥它们的正确态度，通过亲身的调查和试验来推动教育事业向前发展。调查和试验相结合的教育建设和改革方法是中国教育史上有极其重要意义的方法，是中国教育进入现代教育在教育方法上的标志。也是今天进行教育改革的基本方法。
纵是在亲密合作中，他们仍还是两个人，不是一个人，晏氏就是晏氏，陶氏就是陶氏。主要表现在：
晏氏一心一意办平民教育，陶氏则除了以热心平民教育为主，还兼事其他活动，1923年下半年到1924年上半年，陶氏的日程几乎都被平民教育填满。其间又插入了筹组科学教员暑期研究会，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筹办全国教育展览。以后非平民教育的活动逐渐增多，这也无足奇怪，他毕竟不是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总干事，而是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总干事。
陶氏和晏氏对平民教育的目的，意义和范围的解释也不完全相同：
晏氏是在“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基础上“除文盲，作新民”，“平民教育的目的是教人做人。做什么人？做整个的人，第一要有知识力，第二要有生产力，第三要有公共心。”陶氏则认为“今日之平民教育就是将来普及教育的先声”，只是一个扫除文盲的运动，是一个平民读书运动，“要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金钱，去教一般人读好书，做好人”。有了读书的能力是各种教育的基础。陶氏的看法更接近于当时的实际，晏氏的说法明显含有维护既定社会的倾向，以致后来用修齐治平的理论来论述平民教育。
再就是陶氏论述平民教育时几乎不提“阶级”、“政治”之类的词句，只直陈其事地描述平民教育，晏氏则不忘自己学政治的本色，时常谈及“阶级”和“政治”但他却不愿参政，竟拒绝了朋友给800万元作组党费让他进入政界的要求。一面强调平天下，教人们摆起主人的架子来管政治，一面强调与此论述相矛盾的运动性质，认为运动之性质是超然的，“平民教育乃全民之教育，是独立的，无宗教，无党派，无主义、无色彩。”平民教育绝非“阶级教育”，此时晏氏既反对含有慈善为怀的“贫民”而强调无论男女贫富的“平民”对基督教义就有了少许叛逆。
如果说再有什么差别的话，则轮到陶氏行文用纯熟流畅的白话，晏氏则半文半白。
到了1926年，两位大教育家已由相切转化为相离了。与其说晏氏离开了陶氏，不如说陶氏离开了晏氏，因为晏氏是平教会的干事，他尚留恋本行，脱不开身。陶氏则先一步看到中国教育问题更严重，更深刻的一面——乡村。当然这只是分离的主要原因，而不是全部原因，包括国内的战事、政治的、经济的、人生的、社会的诸方面都或多或少地成为他们结束相切的原因。这种相离是友好的，和平的，适当的、文明的、自主的、没有什么外在的强加成份，亦可作为后人相离的典范。
相切，相离都只能用来描述两条轨迹的关系，而事实上，他们仍在同一个历史坐标系里，他们还是相互联系着，相互参照着，相互影响着，而且同在改造中国社会，改革中国教育的主题下努力，所不同的只是方式和道路。
三、沿着不同的道路下乡
前面所说的平民教育运动都是在城里搞，而城市只占中国的很少一部分，广袤的乡村对他们轰轰烈烈的游行和运动尚未有闻问，来自乡下的陶氏感到有些不对头。
1925年陶氏参加了北师大教育系发起成立的乡村教育研究会成立大会，并发表了主张“先试办小学，再试办乡村师范学校”的演讲，接着于1926年1月在《新教育评论》上发表《师范教育下乡运动》成为他把注意力由城市转向乡村的前奏，他看到“中国师范学校多半设在城里，对于农村儿童的需要苦于不能适应，城居的师范生平日娇养惯了，自然是不愿到乡间去的。就是乡下招来的师范生，经过几年的城市化，也不愿回乡服务了”。而“乡村师范学校负有训练乡村教师，改造乡村生活的使命”，到1926年底，陶氏提出乡村标准校长“要有农夫的身手，教师的头脑，社会改造家的精神”这样的标准。接着倡办乡村幼稚园。年底，《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我们的信条》、《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三文的发表标志着陶氏的理论、行动和思想都大步进入乡村了，他大声疾呼“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不是沿着平民教育的路子，而是沿着他认为是基础之基础，是培养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的师范教育的路子，办起了那所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放射光芒的学校——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
晏氏则晚于陶氏认识到乡村教育的重要，1924年他所写的《平民教育运动》一文认为：“毋庸置疑，扫除文盲的平教运动在农村的开展要比在城镇艰苦的得多。因为中国文盲的四分之三生活在农村，然而要想在农村取胜，必先在城镇取胜。要是没有城镇的领导，农村就无作为”。这种观点恐怕后来的晏氏也不会完全赞同，尽管平教会总会内设乡村教育部，实际上乡村平民教育进展不大。直到1926年，出现了一份以“发展乡村建设事”的名义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请款书；获得了五千元的农村生活改进费，其中含有多少发展乡村的教育的自觉成分可以想见，对乡村教育所产生的影响也极其微小。1927年底，晏氏所领导的平教会终于开始有组织有计划的乡村教育试验——定县推广平民教育试验区。晏氏下乡了，于1928年沿着平民教育的道路下乡了。1929年7月，晏氏和平教育会全体80余名职员由北京迁到定县，彻底下乡了。
两位教育家都下乡了，沿着不同的道路，以不同的方式，为了达到不同的目标，进行不同内容的试验。有先有后，然而其笼统的大目标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改造乡村生活。
陶氏是怎样改造乡村生活的呢？着重培养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乡村教师，要求他们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用最少的经费，师生一起盖茅屋，同生活，同劳动，同学习，建起了校舍、图书馆、科学园、文体室、医院、工场、浴室、动物园、耕种学田，设立了作为师范学校主脑的中心小学。学生毕业后到四乡八邻办起了七所中心小学，三所中心幼稚园。师生共同组成乡村教育先锋团。陶氏任团长，设团务会议，共同接受团规和团务会议的制约，使“人人没有特殊的权利，人人没有特殊服从的义务。”教学做合一是该校的校训。课程分为中心小学生活教学做、中心小学行政教学做、分任院务教学做、征服自然教学做、改造社会教学做五大类。学校规定学生要到乡下去“会朋友”，为农民办文娱活动，除了一般的办学外，学校还办起了乡村医院、民众夜校、中心茶园、农艺陈列馆、晓庄商店、合作社，并组建联村自卫团。概言之，它不是关起门来办学校，而是独创了一种与农村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的教育和办学形式。
晏氏怎样改造乡村呢？他把1926—1929年作为试验的准备时期（陶氏则不愿花这么长时间准备），在定县翟城村初步进行农业教育、农民研究和农村调查三方面的试点，他不像陶氏那样“自己的学校自己盖”，而是寄希望于募捐，并在美国成立了一个“中国平民教育美国合作委员会”，共募得五十万美元经费，晏氏自己说有点“作之君”的味道。1929年，晏氏带来了几百名想在探索用教育改造乡村社会的道路上干一番的知识分子，离开都市到乡村干什么呢？还是在前面已确定的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和学校、家庭、社会三种形式里作文章。就说那生计教育吧，即以土产土法为主，研究其得失，再就西洋科学原理和方法加以改良。生产工具、生产产品、生产方法逐渐融合中西，推广于农村。选择了识字教育的中青年农民，先试用新方法新品种，单产增加，再加以宣扬，吸引四周农户推广。卫生教育则依据“经济”、“实用”原则，训练平校结业青年农民担任各村保健员，负责治疗砂眼、皮肤病，种牛痘，打预防针。
因为都是那样的乡村，都是那时的乡村，两位走不同道路的教育家仍有许多相同之处，做了许多具体相同的事，如种牛痘、打预防针等等，然而带根本性的东西还是有很多不同。
首先，陶氏着重于通过学校来改造社会，以乡村学校作为改造乡村社会的中心，着重培养学生的生活力，并有一套完整的理论、系统、规约制度；晏氏则侧重以整个社会为试验范围，通过社会来促学校的教育，重点和中心都不十分突出，具体做和描述怎样做的多，系统的理论则显得缺乏，所有的只是从“愚、贫、弱、私”这些现象上的叙述以及重复“民为邦本”之类的述说。
其二，陶氏一旦认识到乡村教育的重要，便不再用平民教育来称呼他所要办的教育，而用更能反映他的思想和观点的乡村教育和生活教育，晏氏则一直沿用平民教育，这代表了晏氏的思想除了从城市转为乡村外，对教育的内涵没有大的改变，从这个角度看，陶氏的思想跨度比晏氏大，所考虑的问题比晏氏多、新、深。这种差别是符合他们两人各自的特点的。也是反映他们不同之点的一个侧面。
其三，陶氏立足于自力更生和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来解决困难和问题，晏氏则善于走上层路线获取政府和其他各方面的上层人士的援助和支持。正因为此，陶氏办学能完全按照他自己所设想的模式办，晏氏办试验区则不得不受到外界的影响。因此，晓庄学校办得灵活生动，富有创造性，而晏氏的试验区和平教会则要向美国及政府定期呈送社会调查材料，汇报“平教会”的活动、工作计划和效果。在乡村里，陶氏喜欢走自下而上的路线，晏氏则偏爱走自上而下的路线，这就决定着他们在决策关头所依所靠也就不同。
其四，陶氏着重适应农民的生活，要学生有农夫的身手，农民化，和农民交朋友，穿布衣草鞋，挑大粪，与牛大哥同铺，然后再共同提高，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从野人生活出发，向极乐世界探寻”。晏氏侧重用城市生活模式来改造乡村，认为农村环境肮脏，虽然他明确反对慈善为怀，施米施粥的教育，而他又经常出现潜存基督意识的言行，认为“设若平民教育运动成功，把民众都养成社会整个的人，那就不难建设健全的国家。以全国人民之多，一举一动，真有影响世界之力。吾民族素有大同思想，正可尽量发挥，以保世界永久的和平。”即使下乡之后，也是“住在与本地村民相似的土房子里，但这些房子是作为实际示范，科学地造出来的，它们的采光和通风性好，结构简单、清洁卫生。每幢房子的造价大约为100美元。”当时当地普通老百姓尚学不起这种示范。
最后，陶氏在政治上采取了多党多派兼收并容，倾向于进步势力的态度，因此晓庄学校中就有多种党派。晏氏则秉持他一向服从的特点，毫无例外地服从政府。陶氏自己无党无派，在学校里极力主张民主、自由和平等，并对它们都做有具体严格的定义，提倡立足点平等，出头处自由，通过民主议事，通过会议决策，采用民主集中制。晏氏则以“作新民”来要求农民，并推行“乡村自治的政治制度”，且“幸运地给‘乡村自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晏氏所谓的“乡村自治”为何呢？“许多世纪以来，占人口大多数的中国农村是通过族长会议制度，即实施民主与自治的。……平民教育运动在培训公民时所做的主要工作是：发展盛行于氏族和家庭单位中的高尚品德，发展已实施了许多世纪的‘乡村自治’政治制度，并使之向更大的范围扩展。”这就十分清楚的说明了何谓晏氏的乡村自治了。
作为两个教育家自身，此时都试图把自己区别于对方，晏氏强调他的组织教育导生传习不同于陶氏的小先生制，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专门派陶氏的学生平教会会员吴舒国去考察小先生制，将两者相比较，得出小先生制里没有保甲制度等等。然而这仍免不了两位教育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客观事实。晏氏的嘴里偶尔也说出陶氏极力倡导的“即知即行”。
虽然两位教育家有那么多的不同，他们却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中国起了某些大致相同影响和作用。
首先是在中国教育史上走出了教育与农业携手，教育下乡，教育与农民的生活联系的一大步。使以农立本的中国乡村终于受到了知识的滋润，它代表着中国教育一个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
其次，迈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积极主动地走向乡村的一大步。中国历史上也有士阶层下乡，但大多是下乡隐居，而陶氏和晏氏明确提出了改造乡村，改造乡村生活的响亮口号，无论他们的目的如何，动机怎样，方法如何，这一行动的本身在当时都是进步的，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所应走的道路。
再就是丰富了中国乡村建设和乡村改造的理论与实践，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此之前，外来的文化影响主要在城市。在乡村，外来文化的影响十分微弱，陶氏和晏氏的工作第一次大规模地将西方文化的影响以及中西文化结合所产生的思想、方法、知识等诸方面的产物带到了中国乡村。对乡村的生产和生活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陶氏的乡村改造运动到了1930年，因当局的干与不得不被迫中断，晏氏则平安地进行到1937年，从他们之间的异同不难看出他们各自所进行的乡村改造运动的命运。
1927—1930年对于陶氏来说，还是他的著名的生活教育理论全面形成的时期，他全面地论述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等生活教育的基本观点，并在晓庄进行实践和试验。
晓庄的封闭并未使陶氏离开乡村，而是认识到“我们今后不能再静坐在书房里计划或理想什么，也不能再一点一滴地从一个村一个乡来做试验工作。我们要联合更多的人来做这件工作”，“教育只不过是达到农民解放的一个工具，……但最重要的还是武器。”一旦政治风暴过后，他的理论又以崭新的形式在乡村土地上出现了，这就是乡村工学团，他提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工学团是一个小工厂，一个小学校，一个小社会，实行军事、生产、科学、识字、运用民权、节制生育六大训练。工学团一经他推行，便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为中国的乡村教育又增加了一种形式，又创造了一个奇迹，再次显示出陶氏的聪明才智和献身精神、创造精神。
进入30年代后，晏氏连连受到当局及各方面的嘉奖，其层次越来越高，由试验县到县政研究会，再到农村建设协进会，原本打算办的平民教育反被某种政治企图冲淡，架子大了效果却越来越差，穿美国长统袜的职员和打赤脚的农妇间距离越来越大了，就连洋人斯丹巴先生也认为其组织和用钱太美国化了。晏氏自己虽想极力“深入民间”，但他所依赖的基础使他不可能实现他的愿望，只能抱怨“现在我们洋居定县唯一建筑之考棚，仿佛另有一个天地在，与农民生活殊易隔膜，这是我们很大的危机”。
乡村教育运动在掀起一股热潮后，长期坚持下来的却为数不多，陶氏和晏氏都坚持下来了，历史记下了陶氏和晏氏在改造中国乡村中的所作所为，中国人不会忘记两位教育家所作出的奉献和所取得的教训，所走过的弯路，今天中国乡村仍呼唤着千万个陶氏和晏氏。
四、政治风云同时改变了两个人
政治，曾改变过多少人，多少人曾因为政治而呼风唤雨，而含辛茹苦，而蒙冤受屈。任何想有作为，想出人头地，想奋争图强者都要经受政治的检阅。陶氏和晏氏也不例外，政治同时改变了他们两个人，使他们的相离成为不可弥合的，且越高越远，虽然他们都立志献身于教育事业。
有关陶氏和晏氏的简略介绍中，都少不了这两条史实：
1930年4月12日，晓庄学校被国民党武装军警强行封闭。校长陶行知遭通缉、晓庄学生中14名共产党员被杀。
1930年晏阳初在定县的活动，受到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的重视，蒋邀晏到中央军校讲演。
都是办教育，都是办乡村教育，为什么蒋介石对陶氏和晏氏的态度如此不同呢？这就得先说说他们各自的政治面貌了。
前面谈及陶氏和晏氏的出身和生活经历，个性特点。曲折的经历使陶氏在政治上显得十分成熟又不外露，进步而又不过激，态度鲜明又很宽容，不把自己的态度强加于人，又不轻易接受别人的观点。在那个政治风云变幻的年代里，这种人最易遭到攻击和误会。因此当攻击他的学生问他为什么不加入共产党时，他说：你们是园中的菜，我是篱笆，巴篱笆撤了，牛就会进到园里来吃菜的。这个比喻十分生动地表明了他的政治态度，而作为掌管政治大权的蒋氏对这种有政治个性的人就在南京郊外，自然视若眼中钉。
晏氏呢？父母当年所寄的厚望当然会起长期的潜在作用，加之基督的熏陶，儒家的经纶都内化到了他的思想之中，他只会作出服从既存政府求政府支持和嘉奖的选择。他要扩大他的平民教育事业，又需要这方面的支撑，他虽学了多年的政治专业，对中国的政治则只有书本知识而形不成政治个性；他是平民教育的行家，却不能成为政治生活中的能手，实际上他善于做别人政治生活的助手——自觉或不自觉地。正是这种政治性格，使晏氏受到蒋氏的亲睐。
更为重要的是，他对政治有了新的认识，“在定县工作数年的经验，似乎感到有一种必要：就是由学术的立场去建设乡村，是由下而上的工作，是基础实验的工作，即以学术的立场找教育的内容，建设的方案，当然是可以的，不过如欲将研究所得的推广出去，则非借政府的力量，政治的机构不可。因为不利用政治，则一方面地方政府在那里剥削农民，另一方面我们帮助农民增加生产，改良品种或组织合作增加他们的收益，可是这种收益有限，而地方政府的剥削则无穷。所以从消极方面说如单以县为单位而帮助农民，救济农村，则非改革政治不可。从积极方面，要把我们研究实验的结果——教育的内容及农村建设方案一推到民间去，亦非利用政治机构不可”。这种认识是充满真知灼见的，但当时政府却难以承担施行这些真知灼见。尽管如此，晏氏与蒋氏还是“打成一片”了。
说到具体的事，还得作具体的说明，先就说说蒋氏为何要封闭晓庄吧：
导致晓庄被封的直接原因是，1930年3月底，日本军舰开进南京港，陶氏对当局的让步表示过愤慨，同时又有晓庄学校的一些小学生到栖霞山春游，陶氏请求火车免票未准，与当局起了矛盾。而最致命的是，4月3日英商和记工厂的华工被殴，政府不闻不问，4月4日陶氏通知晓庄同学次日进城游行以示关注，4月7日南京（首都）卫戌司令长官谷正伦奉命训令晓庄学校停办，4月8日教育部派赵迺传、顾树森等五人接管学校。4月12日便有了前面所述的史实。
除了直接原因外，还有一些间接原因。1928年秋，晓庄已名振四海，各地来参观学习者络绎不绝。蒋介石和蒋夫人也慕名前来，而在晓庄的规章制度里，每天有两到三名学生作代表专门接待参观者。那一日恰逢刘世厚（大作）带蒋夫妇参观学校。经过陶氏讲课的课堂时，陶氏也未上前迎接，又在田间参观时遇上了著名生物学家秉农山博士带领学生在田间上生物课，秉博士也未迎接蒋夫妇，这就使蒋氏觉得受到冷落，而陶氏则认为蒋氏也是与一般参观者平等的。加之1929年，考试院长戴传贤参观晓庄，由于陶氏讲求学术自由，实施进步的教育方法，偏向保守而对国民党制订政策有很大影响的戴氏参观晓庄后怀疑陶氏是无政府主义者。更令蒋氏不能容忍的是，陶氏与冯玉祥私交很好，冯曾出钱支持陶氏办学，在晓庄里建了一座房子，名曰冯村。晓庄成立联村自卫团，主要是为了防土匪，冯还给他们24条步枪，派了一名军官帮助训练。此时身为国民革命军正副总司令的蒋、冯二位正闹不和。并发生过中原大战，作为南京政府的首脑，蒋氏便很难容得下就在南京郊外有一所冯氏支援过的晓庄学校存在，更何况真真假假的有传闻说晓庄有共产党呢？
再说晏氏如何受到蒋氏及当局的重视吧。决定的因素在于他所办的教育，儒家学说两千年来就为统治阶级奉为圣典。因为它从根本上是维护统治者利益和社会安定的；基督教义则为西方奉为圣经，这是与中国的儒教作用相同的西方儒教，受这两者内化深刻的晏氏所办的教育自然要为既存的统治者服务，要求得既存的统治者支持，他所主张的民主和乡村自治前面已经说过，其内容也必然是为既存的统治者服务，不会去支持革命的，他把知民之“苦”识民之“力”用在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上，最终目的就是要保持“邦宁”，即维持现有统治，正如晏氏1929年所说：“当前中国的民主制在体制上和巩固上仍面临着严重的问题，一方面绝大多数领导和受过教育的人认为没有别的政府能比中国的民主政府更好。另一方面，中国为数众多未进过学校没有文化的普通民众，他们无论直接地或间接地在地区级或国家级的政府里，都没有能力完全地享有现代共和国政府的公民权。这种局面给中国教育家和爱国者出了一道难题，也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迎难而上，把握时机，为民主制度去教育中国千百万无知民众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为了维护这个没有别国能比得上的好政府，晏氏挺身而出，肩负起教育那千百万没有能力享受现代共和国政府的公民权的无知民众的任务。这就使蒋氏和晏氏相互需要，相互依靠，因此有了下列活动的默契。
1930年蒋氏就派人去考察晏氏的工作，其中有张文伯，还有内政部长甘乃光亲临，感到颇为满意。1931年，蒋氏电召晏氏到南京面谈，谈了三个下午，三个晚上，有一天谈到深夜12时，还留夫人继续谈下去，所谈中心问题是民众的组织训练问题，并让晏氏参加了全国经济委员会，成为该会的委员之一。晏氏还被请到中央军校讲演，蒋氏对学生们说：“我们所谈三民主义都是理论，要具体实现三民主义的方法，那就是晏先生所讲的；将来我要把你们送到定县去留学，去学习真正的实际建设工作。”1932年，晏氏为蒋氏拟定了一个“县政改革方案”。同年，晏氏以专家的名义被请参加第二次国民参政会议。会上决定各省设“县政建设实验县”，实施晏氏提出的改革方案。河北省的县政建设研究院设于定县，晏氏任院长。实验部主任兼实验县县长，为蒋氏实验管、教、养、卫的“新县制”服务。
事实上，自从有了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晏氏的平民教育已不仅是平民教育了，因为他认识到“在定县乡村办平民教育，我们觉得仅教农民认识文字，取得求知识的工具而不能使他们有用这套工具的机会，对农民是没有直接效用的。”这说明晏氏对平民教育的认识又深了一步，与陶氏又接近了一步，而这种认识被别有用心的当局利用，从而在行动上离陶氏更远了，去从事安定乡村、防止革命的乡村建设去了。
经过一场政治风云，两位教育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甚至可以说实质性的变化，他们在政治上相距得尤其遥远，几乎他们各自都走到了当时政治的两个极端。
陶氏被通缉后，其政治态度更加明确坚定。在此之前虽也发表过《定于一》之类的政治檄文，但矛头指向并不十分明确。在过了一段隐居生活之后，便在《申报》上以含有深刻政治含义的“不除庭草斋夫”为笔名连连发表政治杂文，像《假好人》、《傅将军到哪里去了》、《陶知行的颜色》、《中国的人命》、《这是什么意思》等文所指已十分明确，后来又出了篇《颠倒的逻辑》，直言：
中国的国事是弄颠倒了。这国事的颠倒是由于逻辑之颠倒。
蒋君介石说：“攘外必先安内”。
孙君哲生说：“救国必先救党”。
我的见解恰与蒋、孙二君相反：“安内必先御外，救党必先救国”。
蒋、孙二君看见这种说法，也或者要说我是把真理弄颠倒了。这个我也不必强辩，让事实自己去证明吧。
1933年，陶氏不再只看到乡村一块了，而唱起了“光棍的锄头不中用啊，联合机器来革命”的歌儿。并公开发起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坚定地走上了民族民主革命的道路，和共产党人亲密合作，尚有那《行知行》的短文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说得浅显明晰。
晏氏受到蒋氏和国民政府的重用后，便像抽烟上了瘾，再也难以离开了。要维持晏氏既有的事业，他就必须依赖蒋氏和国民政府的政治和经济势力，这就使他在政治上不能同时踏进两条河流而必须跟着国民党走，继续走他以前所善于走的上层路线，这多少就要“得罪”他奉为“邦本”的平民和农民了。他的事业已经不受农民欢迎，尽管做了些努力，还是不吸引老百姓，成效甚少，结果落得个“平教会与地方民间冲突太深”，甚至平校同学“依势欺人”，这也多少成为他后来转移阵地的原因之一吧。
身处如此环境的晏氏，自然认为共产党是“邦宁”的危害者，顺着这个方向，他的反共观到1947年前后上升到一个高峰，可以作证的是他递给美国杜鲁门总统的《如何实现美国的使中国强大和民主化的政策》，并可笑地在美国国会通过。其中晏氏说：“如果我们回忆一下国共斗争二十年的历史，那么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要想打败共产党，光从军事战线下手是不行的，还必须有个社会战线”，“比较起来，也许社会战线比军事战线更重要一些”。自然晏氏主张“更重要”的就是他已作和所要作的。
历史就有那么多奇巧，恰在晏氏送给杜鲁门总统那件东西前不久，陶氏给他的老师杜威写了一封信，内容是告诉杜威尊重中国人民的选择才是真正的友好，呼吁美国不要支持中国的一方打内战，这封信也同样得到了杜威的理解和支持。从这点上说，曾是教育事业上志同道合的同仁的陶氏和晏氏，此时已走上了两个完全对立的政治立场，幸好他们都未成为完全的职业政治家，他们间未发生直接交战。
平民教育事业把两个教育家吸引到了一起，政治风云又将他们漂泊得遥隔万里，尽管陶氏不会忘记那位他曾极力推荐的总干事，晏氏也时常提起当年那“半个书记”，在提熊夫人是平教事业在中国立根的主要灵魂时，也不忘“陶知行先生”，可是历史到此时还是将他们分离，政治使他们永远分离，来自劳动者的还回到劳动者中，来自富户的，终究还是站到了富人立场中栖息。
五、国难深重的应变
三十年代初的政治风云使陶氏和晏氏再也没有走到一起了，再也无法走到一起了，然而他们也未因此而直线地远离，在思想上，在事业上，在情感上，尚有一种可以同时牵动两位的东西，那便是外寇入侵引起的国难。
作为一个爱国者，陶氏二十年代就反对外寇入侵，明确反对不抵抗主义，日本军舰进入南京港事件便是例证。三十年代初，他连连发表诗文，主张建立统一战线，一致对外，只是当时的社会状况下这一愿望无法实现。
晏氏也有一腔爱国热忱，早年就对洋人歧视华工表示愤慨，因此常常抱着启发民族精神鼓舞人民斗志的愿望和不让中国成为劣等国的目的去干他的工作。尽管晏氏在日寇入侵时他不会像陶氏那样把“攘外必先安内”说成是颠倒的逻辑，还不至于一概否定攘外的必要性。
当侵略战火直接危及两位教育家所办的教育事业时，他们又再一次作出了不相同的选择。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陶氏即撰文支持青年学生的革命运动，鼓励学生不要读死书，而应“去过民族革命的生活，才算受着民族革命的教育。”同年12月12日，他与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等知名人士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并筹组上海文化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2月发起成立国难教育社，自此又一次开始再展他社会活动家的风采。5月参加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被选为常务委员和执行委员；7月和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发表了著名的四人宣言——《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赞成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并赴广西各地宣传抗战。作了《粉碎日本的大陆政策》的精彩演讲，在李宗仁、白崇禧及各界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并借赴英伦参加“世界新教育”会议七届年会之机，受全国各界救国会的委托，以国民外交使节的身份，到欧、美、亚、非二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主张，发动海外侨胞共赴国难，“七君子”事件发生后，陶氏也一同受到通缉。抗日战争爆发后，陶氏随即将国难教育运动转变为“战时教育运动”，工学团变为战地服务团，《生活教育》杂志改为《战时教育》，真正实验了他的过什么生活就受什么教育的理论。
晏氏如何行动？整个地看，晏氏在三十六计中，选择了走。1936年夏，华北的局势已相当紧张，定县已处在战区的边缘，于是晏氏带着平教会总会迁到湖南长沙，在那里办起了实验县。晏氏也卸去了河北省县政研究院院长的兼职；当湖南不稳时，继而转移到广西、广东、最后退到四川。但这种“走”尚不同于“逃”，他并不想轻易丢掉实验区，这种矛盾心理和行为是与当时国民政府实行的不抵抗政策相吻合的，当然当时采取这种态度的并非只有晏氏，而是一批人，陶氏对此曾专门写了《教育逃走》一文，文中道：
自从华北伪自治发动以来，华北教育界有好几位领袖即纷纷准备……准备什么？不是准备抵抗，乃是准备搬家。说得好听些是准备设立分校，更好听些是准备扩充范围。老实不客气的说一句，乃是准备逃走。
这些高等华人平日所干的本是逃走教育。怎么叫做逃走教育？逃避现实的教育便是逃走教育。等到灾难临头，他们必然是要来它一幕教育逃走，那是没有什么稀奇的。
对那位曾和他一起热烈共事过的晏氏，自然少不了给予评论。
还有定县平民促进会更是神通广大，据我所知道的，他们早已开始向四川、广西、广东活动。那不消说他们是“扩充范围”、“增设实验区”。但是定县也有许多说老实话的人，承认这是变相的逃走。我们知道平民教育和高等教育不同。高等教育可以跟着高等华人一起逃走，平民教育却不能这样干脆。真的平民是逃不掉的。如果教育逃得掉，那便是平民所不需要的教育。平民不需要的教育，逃得越远越好，顶好是逃到堪察加去。这样我们才剩下纯粹的大众的生活斗争，即纯粹的大众生活教育。
对于逃走教育陶氏的看法是：
有人说逃走教育是要比帮凶教育好一些，你只看见人家搬家，而没有看见那些忙着修改教科书的人是更加无耻。我承认逃走是比帮凶的人软一些。有的人确是怕被迫帮凶而逃走。但是等他们想逃而没有逃掉的时候，只剩下帮凶与抵抗两条路线，你想他们会走哪条路？
逃避现实的教育不是真教育。真教育必须与现实格斗。在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中，我们所需要的是与现实格斗的真教育。
显然，陶氏和晏氏在以差别较大的态势去迎接国难的到来。
1937年9月，定县沦陷，实验工作被迫停止，平教会会员一部分参加了敌后工作，一部分陆续来到长沙。由于晏氏进行的是政教合一的教育，后来实验“新县制”实际上是军政教合一了，抗战后，他也加强了民团教育及与抗战相关的教育方面，然而由于他始终相信他的“民族再造”、“唤醒民众”、“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命”的原则，使得他不可能积极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之中。而要注意“应付军政当局，维持友谊……工作失败亦可留退步”之类的事。
尽管晏氏没有太多的救国行动，但他的救国言论却随处可见，在有言无行上，他多少还保留了一些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特点。1935年他就感到“国家这样危急，我们能够安然讨论民族自救和乡村改造的问题，这是很侥幸的。现在国家破碎不堪，有血性的人都非常心痛。”
1937年全面抗战后，晏氏的抗战言论才有所转变，主要侧重在农民抗战方面，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陶氏也有救国言论，且经过1936—1938年的欧美亚非之行，比较系统，深刻、有力、内容包括组成联合战线，批驳错误言论，国际国内形势分析，世界联合反法西斯、兵役工作、抗战教育工作等等，中心是要精诚团结，一致抗日。现录一段与晏氏的救国言论作一比较：
意识前进的战斗力是愈被镇压而愈受磨练，而愈发光辉，而愈能冲锋陷阵。那么能消灭战斗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黄金！美人！醇酒！大官！还有比这些麻醉力伟大十倍一百倍的，是许多歪曲的理论、博爱！爱敌！明哲保身！听天由命！等待五十年！三天亡中国！不抵抗主义！长期抵抗主义！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主义！武器不够不能抵抗主义！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主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主义！攘外必先安内，安内才能攘外主义！读书救国、科学救国、建设救国、币制救国、本位救国、英雄救国主义！我们只须把这些有形无形的麻醉品一扫而空，那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战斗力便如千军万马向前冲来，谁能抵挡？
文如其人，作为教育家的陶氏，在国难到来之际一变而为勇猛的斗士，变为外交活动家，变成抗敌救国的宣传家。作为教育家的晏氏还在那里进行他的农村建设和县政改革的研究，并且再三重申是为了救国，他恰恰倾向于本位救国。
战争还把当年曾朝夕与共的两位教育家都召集到战时的陪都重庆北碚，差别继续存在，晏氏在江边水陆交通方便的歇马场，陶氏则相对寒酸地跑到僻静的凤皇山上的古圣寺；晏氏当了乡村建设研究院的院长，该院下设乡村教育、农业教育、水利、工程、社会行政各系及研究部，名称都堂而皇之，且高深得很，陶氏则仅为育才学校一校之长，该校设绘画、音乐、社会、自然、戏剧、文学、舞蹈等七组，其名声却十分响亮，在陪都的活动和影响都引人注目，目的是为了培养难童中的幼年人才。
在办学精神上，陶氏立足未来，他看到因战争而产生的许多孤儿，他们天资聪慧而受不到相应的教育，他要把他们培养成未来新中国建设的人才。晏氏虽也办的是抗战教育，却忘不了平教运动的真精神，它所用的一贯方法，所以他认为“现在我国展开全面抗战，平教育运动又跃入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农民抗战教育运动，农民抗战教育运动的背后，还是一贯的平教精神，它是倡导于欧洲战壕里的四十个华工的训练”。正因为陶氏所办的教育都是根据当时当地的社会变化来决定的，根据他对问题的最新认识来办教育，用革命的教育来配合革命的运动，所以他每走一步都有他的新意，育才学校也像他的晓庄学校一样，办出了他的新意和创造精神。晏氏所办教育也有变化，自识字运动而农村建设，到县政改革，这种改变只是由于他所具备的条件，所控制的范围大小而决定的，它的创新性和深刻性较陶氏为逊，而他的严密性、稳定性则较陶氏强。简言之，陶氏在创造明天，晏氏在稳固今日，阴错阳差免不了有同向之行，也有相向之举。
在艰苦的抗战岁月，陶氏和晏氏的办学条件都不很好，但相比较而言，晏氏比陶氏要优越的多。陶氏虽也曾被选为国民参政员。但这是不能完全改变社会各派之观点的，后来的参政员就不见他便是例证，因为他还是不愿听命蒋氏去当官，所以蒋氏及其下属就不与之方便；晏氏则不然，他为稳固国民政府立过功，蒋氏自然不会忘记关照他这位三民主义的真正实践者，这是一层。其次是陶氏的经济来源比晏氏少，虽有赈济委员会许世英的鼎力相助和美国援华会的支援，但几百口师生的衣食住行全靠这位“背着爱人游泳”的老夫子去跑，曾数度发生经济危机，陶氏一日曾发过17封求援信，还是过着一天只能吃两顿稀饭的日子。晏氏则几乎未发生过经济危机。这多少可以检验人的精神和思想，意志和毅力。
国难给中华民族带来了难以言状的创伤，给每个中国人以考验的机会，晏氏和陶氏、各自作出了各自认为合时的选择，再一次在历史上留下了各不相同的形象。
六、两个伟大抱负者的不同命运
何谓命运？唯心地看命运则是上帝如何安排一个人的一生。这里所要说的命运，便是一个人与自然和社会关系的总和及其相互协调的过程。
晏氏和陶氏在人生的旅途中有过一次短暂的相伴相切，他们的命运则迥然不同。
先说生死。陶氏生得困苦，死得突然；晏氏则生得富贵，死得安然。生是由不得自己的，在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里，有人生于贫困，有人生于富贵这是必然的；反过来，人的命运是要受到所生的环境制约和影响的，生于贫困者要经过更多的磨难才能获得成功，所以许多应该成功的贫困者没有成功，那些生于贫困而能成功者则具有更多的战胜困难的计谋，更大的战胜困难的能力，更加勇猛和顽强的斗志，也就会有更多的失败，损失和牺牲的机会，死神也就会更早地降临。生于富贵者则不然，他要获得成功的道路虽然也是不平坦的，但他所经历的磨难要少得多，虽然也不乏生于富贵而安身贫困、怜悯贫困、立志改造贫困者，但更多的人则过不了贫困的生活。没有磨难，未过贫困生活者则不会有很多的战胜困难的计谋，很强的战胜困难的能力和勇猛顽强的斗志，也就不会有很多的失败、损失和牺牲机会，生活也就较安逸，死神也就降临得更晚。从这个意义上说，陶氏的死多少要受到他的生的影响，晏氏的死也多少要受到他的生的决定。晏氏生活了近一个世纪，陶氏仅生活了半个世纪有零就匆匆离去，在一个世纪里，晏氏悠然走完了他那曲折而影响深远的路；在半个世纪里，陶氏完成了他辉煌的成就，塑造了他伟大的人格形象。
说到“死”晏氏的死基本上由“人生自古谁无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陶氏的死则不然，更多的是受社会压迫所造成。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战阴云又起，陶氏一面开展民主教育运动，创办社会大学；一面又成了民主的斗士，奋不顾身地投入了反内战，反独裁、争和平、争民主的斗争，他多次作了牺牲的准备，他从重庆来到大上海，在他一生的最后一百天中，到学校，进工厂，下机关，上广场，发表了一百多次演说，被国民党特务列入黑名单，他勇敢地等着继李公朴、闻一多之后的第三枪。社会恶势力的压迫与他的斗争热情相碰撞，普通生命所承担的负荷过度超重，7月25日，终因劳累过度，刺激过深，健康过亏而与世长辞，年仅55岁。
在陶氏离开人世后的近半个世纪中，晏氏则秉志不移，继续他的平民教育事业，继续他的乡村改造运动，在中国，也在世界教育史上写下了新一页。1949年，在中国发生质的变化的时候，在那位中华民族的伟人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晏氏作为一个中国人，没有留在大陆，没有到台湾，而到了曾支持蒋氏的美国，这对晏氏来说又是一个十字路口的选择。当时的政治背景，当时的他，当时的他的事业都表明他的选择是连续的，符合客观情势的。这是后来事业成功的条件之一，也是他一生最明智的选择之一。
从五十年代开始，晏氏集中力量致力于国际平民教育运动，先后到亚非拉等十余国访问考察，把定县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经验在这些地区推广。1952年，晏氏开始在菲律宾做他在定县所做的工作。1958年，他提出了创立国际乡村建设学院的设想，经过多年筹划，1967年终于在菲律宾建起了国际乡村改造学院，晏氏任院长，并在印度、泰国等地建立乡村改造促进会，在二十多年中，为44个国家培训了近千名乡村建设专门人才。晏氏自认为：这是中国人对世界文化的又一项新贡献。
经历数十年，晏氏仍改不了他那儒教和基督所铸就的个性特点，提出了“美国只要将应用于军事费用的千分之一转用于改善全球大多数贫民的现况，缩短贫富距离，就可以消弥战争危机，走向世界和平”。
这个愿望与他当年想通过定县的试验改造整个中国乡村一样难以实现。
但无论怎样说，晏氏还是在陶氏去世后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作了不少陶氏当年也曾想做而未做成的事，因为命运几乎是不给陶氏以机会，而把这个机会给了晏氏，安排了晏氏有超过陶氏两倍多的时间做工作，难怪晏氏总是不慌不忙，陶氏则总是速战速决。
峰回路转，几十年的风雨洗涮后，1985年和1987年，晏氏又两度到了他爱的国土，回到了他当年认为是“邦宁”之患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土，他所看到的恰与他当年的认识相反。他为新中国的巨大变化所鼓舞，他表示愿在有生之年为祖国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而陶氏则没有机会看到这一切，看到他曾为之奋斗，几乎献出了一切的这一切，他也就无法兴奋和鼓舞了。晏氏到了南京，或许是对故友的恋情，或许……，他还是派人去看了看故友陶氏事业的后承——晓庄师范，陶氏的纪念馆，和陶氏的墓地。如若陶氏尚在世，在新的政治环境里，晏、陶二位定会有“第二次握手”。
陶氏和晏氏在命运的两个端点——生和死上各不相同，在命运的过程中，自然，社会和他们各自的个人相交织，描绘出的命运曲线同样是各不相同的。
先看看他们在各个不同时期生活的社会层次吧。陶氏一生多磨难，几起几落，两度受当局通缉，两度进入社会生活的高层，三次下到生活的低层。第一次进入生活高层是由于上学、当教授、教务长、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第一次降下他的生活层的是到各地推行平民教育和教育调查；第二次降下他的生活层的则是他认识到乡村教育的重要而穿上布衣草鞋却说办试验乡村师范，此时他几乎下到了中国人生活的最低层。第二次进入生活最高层次的则是出访欧美亚非各国宣传抗战，一回国便又再次扎到生活的最低层去办他的育才学校。晏氏的一生几乎没有大起大落，最大的下跌莫过于到法国华工中服务，在定县实验中由于受到国民政府的重视，其社会生活层次反而稍有提高，以后便平缓上升。虽然晏氏一生致力于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由于他的生活层次所限，他无法像陶氏那样和农民同吃同住同生活，同劳动，无法进入生活最底层，这多少要影响他的工作效果和成就，却保证了他命运中少些磨难，少些碰撞，少些惊心动魄的场面。
再看他们各自所获取的吧。他们所办的教育事业要算他们最大的收获了，在中国和世界史上留下了宝贵的财富。相比之下，陶氏在理论上较晏氏丰富、新颖、深刻，这要得益于他灵敏的思维，晏氏则在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上较陶氏扎实、成熟，这要得益于他善于服从当局，争取当局的支持，在经济上有可靠的保证，相对稳定的环境和专一的品性。在教育事业之外，陶氏的收获则大得多，除了可以说他是一位教育家外，几乎还可以同时称他为诗人、杂文家、外交活动家、社会活动家、政治家，他的影响远非仅在教育上，晏氏没有这些收获，他把精力集中在教育上也不为过，对于他来说这或许是正确的选择。在荣誉上，陶氏所得却要比晏氏少，除了圣·约翰大学授予他荣誉科学博士学位，几乎再也没有受到什么荣誉。晏氏则多次受到嘉奖，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43年5月，哥白尼逝世四百周年时，晏氏与爱因斯坦、杜威、福特、莱特、劳伦斯等十人被授予“全球十位最具革命性贡献的伟人”称号。他与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一起合影留念。在他的奖状上写着：“杰出的发明者，将中国几千文字简化且容易读，使书本上的知识开放给以前万千不识字人的心智。又是他的伟大人民的领导者；应用科学方法，肥沃他们的田土，增加他们辛劳的果实”。陶氏的影响却也不亚于晏氏，他没有通过得奖，而是通过其他渠道把他的影响留在中国人民的心中，留在世界上。
他们也有所失，陶氏失去了他优裕的生活，失去了他许多亲情欢乐，失去了他本可以得到的许多官位和高升的机会。晏氏虽不能像陶氏那样进入生活的最低层，却也同样有着与差不多的高升和当官的机遇，他们都失去了。只是他们所失去的态度稍有不同，陶氏可以说是拒绝，晏氏则善于推辞或逃避。
得失相比，他们都得到了更可贵，更有价值的，失去的虽也可惜，却是值得的。
晏氏的后半生全在外度过的，虽然他也受到过多种奖励，在一些国家里建立了平民教育推广组织，但在异域他乡，没有了像当年陶氏、梁漱溟等能并驾齐驱的乡村改造者，没有了当年像国民政府那样亲近的支持，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平凡而又平凡的工作，这是命运对晏氏做出的陶氏所未能经过的考验。晏氏经受住了这一考验，他没有因为做平凡的工作而平凡。
两位教育家，两种不同的命运，其决定因素正如前面对命运的定义所说，具体来说则包括他们各自的身体条件、气质、世界观、信仰、所处的社会层及当时整个社会的背景。由于同一的整个社会背景，及他们对教育事业有着大致相同的信仰，使得他们的命运大致相同，同时又存在着具体的更大程度的和实质性的不同，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同同异异，异异同同，丰富多彩的自然，丰富多彩的社会，丰富多彩的人生，就必然有丰富多彩的命运。
七、他人评说的评说
人，尤其是名人，受到他人的评说是自然的。由于社会上的人千奇百状，有的人通过评说他人获得长进，有的人以评说他人作为消遣，对同一个人的看法和评说必然是千奇百状。由于不同时期人们的看法不完全相同，故对某一人的评说就不会是一成不变的，但人类和历史最终会给每个人以比较公正、合理、客观的评定的，这一点对陶氏和晏氏都适用，所以这里有必要对他们各个时期受到的各种评说进行评说。
在陶氏和晏氏的人生道路上，最早引起公众评说的是他们相切的时候，也就是办平民教育的时候，那时大多数人都给予肯定的评价，也有一些人做出了批判，著名的有：
“平民教育是要紧的！但是起码的生活，不更要紧么？……现制度若不经过一番彻底的翻砂功夫，平民教育么？我恐怕还不是像汉口今天这样只留下几张纸招牌，做个聋子的耳朵，徒为装饰哩！即令有效，也不过是多使平民认识得几个字，因而多使平民添得几分烦恼苦病而已！”
半个世纪后，回过头来看这段话，作为争取更多人起来革命无疑是正确的，但以它来评价平民教育无疑是错误的，起码一点是排除了烦恼苦病可能成为觉醒与起来革命的先兆，也就一概否定了平民教育对革命的作用。依照这种认识只能造就“政治狂”，不能造就真正的革命者，后来的历史失误正说明这一点。何况当时数万万同胞不可能全都来参加政治革命，当时的知识分子不可能全都成为职业革命者，80%的文盲也是一个民族沉重的包袱之一，办平民教育又何错之有？寻起这两种看法矛盾的根源，无非是长久性问题的认识与现实性问题的看法的差别所引起的。正如读书人不应瞧不起百工之人，百工之人也不应斜视读书人一样，两人所干的事本身没有错，错是在相互攻击与轻视。
接着就有人认为他们都是“教育救国论”者。教育救国论的说法很模糊，不妨分成两种，一种是“从事教育来救国”，另一种是“指望教育能救国”。前者不应说有何错误，后者当然过高地估计了教育的作用。陶氏在美留学期间及回国后的短暂时间里曾有过后一种看法，但很快就改了。后来甚至起来批驳“本位救国”及“教育之生命即国家之生命”的错误论点。晏氏则几乎在他一生都贯穿着这种观点，不过前强后弱，在他晚年逐渐认识到光靠教育是不能救国，不能改造好乡村社会的，他只把办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当成对社会的贡献。这里面多少有些批判者的功劳。曾经对“教育救国论”的批判有许多是过了头的，有的甚至到了不让别人办教育的地步。从长远发展看，从事教育工作无疑是救国的一种好职业，许多批判者也不顾及这一点。
晏氏受到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和美国的捐助。多少也招来一些措词激烈的评论。这些评论大多是带有政治色彩的，因而也就有必要指出：评价一个人或一件事，政治只是多项标准中的一项，是一项很重要的标准，不可或缺的标准，但不能光用政治标准来衡量一个人，更不能光用政治标准来衡量一件事，尤其不能光用政治标准来衡量教育事业。办教育需要钱，要钱就得有财源，像陶氏那样自力更生，发扬集体新武训精神当然是一种十分有意义的办法（遗憾的是这种办法也被人批判）。晏氏到处求得捐助也不失为方法之一，用了人家的钱就要填人家的情，这是中国传统的观念，晏氏所办的教育当然要受到国民政府的领导和支配，当然要受到美国人的约束，这是客观实情，但若说他完全站到帝国主义那边去了，则与他一生中的一贯行为不甚相符。
还有一种评论说陶氏和晏氏都是改良主义者，晏氏曾将中国近代史上的太平天国、宪政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革命列为五大运动或革命，并得出每一次破坏之后即有较和平的改造运动的结论，乡村建设是继国民革命运动之后发生的，也是一个和平的建设运动。如果把主张用这种和平的方式来变革社会叫改良的话，无疑晏氏所进行的正是改良，所奉行的正是改良主义，这也是他后来愿意为蒋氏服务的原因之一。这一主张一直跟随了他一生。陶氏在办平民教育时多少也有这种思想，其不同之点是陶氏早年与辛亥革命的暴动有些联系，所以他不是完全彻底的改良派，而随着形势的变化，他转变的也很快，因而只能说他曾有过改良思想。这种思想上的差别对晏氏和陶氏走向不同的道路是有影响的。
陶氏离开人世了，在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关头离开了人世。一时间、中国、外国、国统区、延安、到处都在纪念，到处都在哀悼，到处传来颂扬和崇敬的评论，这一点在晏氏逝时是无法享受到的，今天回过头来看近半个世纪前的这些高度评价，人们得出的结论仍是基本中肯。
新中国成立后，晏氏到了那个曾给他很多支持，又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美国去了，这自然受到中国人的唾骂，也就有了许多激烈的评论，从感情上来说，这不足为怪，但这些都不能作为历史的定说。说者说出了心中的真情，被说者又不全然知晓，对立双方的评论多少有些不公允，作为某一特定条件下的历史，都反映了特定的公允。在大陆名声不好的晏氏，在台湾却受人推崇，被称为“中国‘苦力’的保姆”、平民教育的先驱、农村建设的巨人等等。陶氏正相反，他在大陆备受推崇，而在台湾90年代前出版的各种传记、名人词典里几乎都未列及，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陶氏的颜色是以红色为主色的，在这一点上，台湾出版界反映得十分客观。
历史是多变的，陶氏逝世时，延安举行过追悼会，命名了行知中学。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出版了陶氏著作，当延安的人们到北京三年后，陶氏一变为批判的对象，一时间批陶的文章随处可见，昔日失去的党外布尔什维克，此时则成为“两条道路”上的人，并且要“划清教育思想上的敌我界线”、同时在中国平民中产生了一个资产阶级的教育家。好在神智不清的人们多少还存在区分度，尚称陶氏为“陶先生”，尚未像评论晏氏那样批陶氏。当人们从热梦中清醒过来时，清红皂白可以分得明晰。
关于成败，有人断言晏氏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办平民教育，进行乡村改造是不可能成功的；陶氏在当时的条件下改革教育也是不可能成功的。此一说多少有些武断。晏氏还是不顾成败地在中国乡村改造历史上写下了内容充实的一页。陶氏也在现代教育史上成为中国新教育的奠基人。这一客观事实否定了不可能成功论，它表明任何社会、任何时期、立志于社会改造者多少都会获得成功，立志于教育工作者多少都会获取成功，这就使那些认为现实太平凡了，太恶劣了，太困难了，以致什么也不干的人无法立足了。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环境确实影响和约束了两位教育家的能力发挥。如果环境好一些，社会构造有所改变，他们的收获可能更大，他们愿望可能实现得更多。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无疑都是成功者，同时又都存有失误。用晏氏自己的话来说，即是“失则有之，败则来也”。原来，晏氏坚信“尝试再尝试”，陶氏则“屡败屡战”。这恰是促使他们成功的武器。
关于陶氏和晏氏的政治立场也曾是众说纷纭，晏氏一生的政治态度没有太大的变化，儒家思想使他要维护统治者，基督的精神使他有为民服务的思想，既想超出政治，不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又想利用政治来办事，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站在政府和人民之间，而希望得到一点政府的力量去为人民做事”。这话虽说的是梁漱冥先生，对晏氏也是再合适不过的。陶氏一生政治态度有较大的变化，早年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蒋介石掌权后便提出“三民主义有真伪之分”，要“定于一”。此后便成为“无保留地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总的来说，陶氏的一生都是趋向进步，摒弃落后，勇敢地走在时代之前列。
无论世人曾给晏氏和陶氏怎样的评价，都不应无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都是在以不同的方式，试图通过社会改造和教育工作，把中国带进现代国家的行列，他们做出了一般人所未能做出的成绩，他们走过了一般人所未能走过的坎坷之路，他们创造了一般人所未能创造出的理论，他们表现出一般人所未能表现出的精神，他们多少也有过一般人所没有的过错，对于中国和人类，他们留下最多的是贡献；对于历史和未来，他们担负得最多的是责任和义务。
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造就了二十世纪的两位教育家，他们曾相互合作，却走了两条不同的路，面对两串深沉的足印，后人应该思索、借鉴，——人生的、社会的、教育的、政治的……
* 储朝晖（1964—），男，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