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诸多古代文明体中，我国的历史学可以说首屈一指。但是，它也有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很少记录社会状况和普通人的生活状况。今天，我们要想了解民国以前的人的生活状态就已经很困难，别说更远的了，因为这方面只有一些非常零星的记录，而且散落在民间的笔记中。相反，也许是由于新奇，一些在华的西方人却有详尽的记录，出版了不少书籍，是我国传统史籍的一个很好的补充，也是社会学研究的宝贵资料，如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本名Athur H Smith 1845 —1932）在辛亥革命前的1899年出版的《中国乡村生活》一书。明恩溥在山东农村生活了几十年，在天津和北京廊坊也住过不短的时间，对我国北方农村有深入的考察和了解。他在这本书中全方位、多角度地描绘了一幅清朝末年北方农村的风俗图。其中许多内容今天读来极具震撼力，比如读书人的艰难处境。

    为了更好地理解明恩溥的著作，我们有必要先对相关背景作一些说明。
    那时候的教育是围绕着科举考试的目标展开的，而科举考试的核心内容是四书五经。四书五经说到底是一些道德教科书，宣传儒家道德观和以此为基础的政治理论，也有少量历史知识和文学知识。至于自然科学知识和生产生活方面的实际技能和知识则是完全的空白。据说，古代教育课程六艺中包括音乐、射箭和驾驭马车。奇怪的是，孔子言论集《论语》中没有这三门课程的讲解，偶尔提及，也多半为了阐明儒家道德观。关于音乐，《论语》不谈音乐理论，两次赞美歌颂舜帝的《韶乐》，以表示对舜的推崇；一次贬低歌颂周武王的曲子，以表示对武王以下犯上，推翻商纣王的委婉批评。还有一次提到《诗经》中的《关雎》篇“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以此宣传中庸思想。驾车只提到一次，还是作为贱业顺便提到的，说是如能推行他的主张，他甚至愿意去替别人驾车。至于射箭，他主张比赛的时候不要射穿靶子，点到为止，反对尚武，完全不从实战的角度出发。孔子评价学生学习好坏的唯一标准是看他实践自己道德观的优劣。他多次表扬颜渊，全都是表扬他的道德表现，从来没有表扬过他射箭好、驾车好，或者琴弹得好。道德对于社会的安定有序固然十分重要，儒家的道德观也的确令人肃然起敬，但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是复杂的，这样狭窄的教育内容很难培养出满足国家各方面需要的人才来。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最近有人论证那完全是谎言。有人说，儒家出了许多名臣名相。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历史上那些有才干的官员，他们安邦治国的才干并非来自四书五经，而是来自自学。就宋代而言，出将入相的范仲淹在山西出色地指挥过与西北少数民族的战斗，但其军事才能就不会来自四书五经，因为这些经书中根本就没有军事学教材。当然，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操直接来自儒学。王安石是一位有创见的大儒，也是一个杰出的宰相，他主持了历史上有名的改革，但也正是因为他缺乏对社会现实的深刻了解，没有料到改革措施的实施过程中会出现那么多的复杂情况，终于导致失败。至于大量末流即所谓腐儒，就更谈不上有用了。
    对中国的教育内容和教育体制，明恩溥比我国古代众多当局者看得清楚。他说，这些经书对世世代代的中国人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强有力地维持了这个帝国的生存”，“自身的价值也是非常显著的”。但他同时指出：“然而从总体上看”，“最友好的评论家也不得不认为，这些经书作为这个伟大民族唯一的读本有着致命的缺陷。它们太杂乱、太局限于自己的范畴了。警句式的道德箴言、自传片段、政治经济的小结、历史碎片、礼仪规则，以及大量其它各种各样的主题。都被无计划、无规则地混合在一起。许多主题非常琐碎，涉及的范围非常小，处理的方式也不恰当。”他还说，这种范围狭窄的教育将使学生的心智发育不平衡，如不学数学，致使“一个人的学问越大，他在环境中谋求生存的数学能力就越弱”。
    这样的体制下培养出来的读书人，如果不能凭自己对儒学的记忆、理解和表达而博取功名并进入官员队伍，他就是一个不具备谋生技能的废人。他们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不会种地，也不会做工，也不具备当会计的技能。而且，他们不仅不会，还不屑于干这些工作。他们认为这些职业与他们士子的身份不符。士、农、工、商，读书人是老大啊。
    问题在于，老大的地位不能当饭吃。历朝历代获得功名的读书人毕竟只是个别的，千里挑一，绝大多数读书人都进入了这个庞大的有地位的废物队伍，成为孔乙己式的悲剧人物。明恩溥介绍了一些他认识的士人。有一位在外国慈善机构办的煤球工场工作，人们本来以为他会拒绝这份工作，但他没有，因为这比挨饿要好得多。还有一位士人的妻子缝纫手艺很出色，被一个外国家庭高薪聘用。但这位丈夫却大为愤怒。妻子说，好啊，你能挣来钱，让一家人吃饱肚子，我可以不出去干活。结果这位士人狠狠地扇了妻子两个耳光。明恩溥的下面这段话简直把那些死要面子的士人写活了：“当某个穷困潦倒的士人拜访一位外国人时，他很可能一开始胡乱引用一通经书上的学问，以展示他的高才。他告诉你，在君臣、夫妻、父子、兄弟、朋友五种关系中，他与你的关系属于最后这种类型。如果他不让你知道他现在的迫切需求，那就很不符合他与你之间的朋友关系了。他给你看他的单薄的裤子和他那长袍里面的其它衣服，并坦率地提出，如果你看在相互之间友谊的份上给予一些捐献，无论多少，他都是非常乐意接受的。”
    连秀才都没有考上的人是如此，考上秀才的人情况就会稍好一些。按照规定，他们有资格应聘做私塾老师，赚取一份薪水。但那时候流传着一句话，说求职的老师比学生多。因此私塾老师的待遇非常低。据明恩溥说，“这种收入不过是：仅够吃饭的谷物，一些作为燃料的干柴禾，一小笔钱，一般一年不超过十元钱。” 他还记述了当时一出流行的戏剧，表演的是一位穷书生的艰难生活。这人名叫胡新生，他一上台的道白就说道，如今教书匠不如手艺人，手艺人至少饿不着，他却没饭吃。他声称，谁家的孩子交给他，他可以使这孩子三年考中秀才，六年考中举人，十二年考中进士。说着，他边走边喊：“教书，教书！”这时来了一位李姓有钱人。他家有两个儿子需要教育，一个九岁，一个十一岁。他说，他一天只能提供教师两顿粗茶淡饭，为了节省开支，晚上不开火；床上只有柴草和一张破狗皮，枕头是没有的，可以拿块砖头代替；年薪八千个铜钱，八百钱算一千。财主还告诉他，私塾设在一个尼姑庵里，教师得自己敲铃，自己扫地，下雨天还要负责背学生进学堂，下课后还要干诸如挑水、打谷、看小孩、磨麦等等杂活。所有这些条件，胡新生全盘接受，而且宣布，他已经准备好签上一个十年的契约。可见，那时候，读书人谋一个教书的工作有多么难。
    那么，没有这种运气的人怎么办呢？明恩溥提到一种叫做“游方书生”的人。我听说过解放前农村里有一种游医叫做游方郎中，没有寺庙的僧人叫行脚僧，但没有听说过有游方书生。
这位美国传教士是这么写的：“接受过一些教育的人经常发现自己要免予挨饿非常困难，于是乎出现了一类叫做‘游方书生’的人，这种人在农村漫游兜售纸、画、笔和墨。游方书生不同于一般的巡回小贩，尽管小贩也经营这些物品，但他们不自称有学问，而且，一般用手推车装运他们的货物。而游方书生经营的东西从不超过一个包裹。”“当游方书生到达一所学堂，他走进去，放下他的包裹，并向教书先生深深地鞠一躬，而教书先生也得还一个礼。”教书先生会向他提出一些问题，如果来者学问不怎么样，甚至是冒牌的读书人，教书先生会离开教室，让大一点的学生去打发他。学生一般会放几枚硬币在桌子上，一般不会超过五枚，游方先生会收起硬币，鞠一个躬，然后离开。这就与乞丐无二了。
    也有些游方书生的确有学问，他们的待遇就不一样了。“在这种情况下，村庄上其他的士人也被邀请来与他交谈，而他很可能被要求在一对卷轴上题字，并与教书先生一起用餐，在离开时还能得到一小笔钱作为赠礼。”这一类游方书生在本质上依然是乞讨，只是被涂上了一层士人间惺惺相惜的美丽色彩罢了。
    一百多年过去了，沧海桑田，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世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依然存在。比如，如何教给学生社会所需要的知识，使学生走出校门后能获得对国家和个人都有利的工作岗位。人们常常抱怨，社会需要的人才学校不能培养，学校培养的众多学生却不符合社会的需要而找不到工作。一些大学毕业生大事做不了，小事又不做，不上不下。他们与一百年前的书生有着某种相似性。这样一些人的存在本身，就说明我们的教育体制大有改革的空间。教育必须面向现代化。如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序幕已经悄然拉开，我国要想赶上这一潮流，关键要看我们能否培养出大批掌握新知识，新技能、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在这个历史的节点上，提倡私塾式教育，要孩子们背诵四书五经，决非明智之举。

许博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