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北大、清华、复旦、中科大、南大、浙大、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和哈工大等9所顶尖大学的校长们近日齐聚上海，探讨一个雄心勃勃的话题：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模式。 

　　据称，多位谈到中国模式的大学校长，都没能对它作出清晰的界定或具体的设计，但并不妨碍“中国模式”高调以类似于口号的形式提出。 

　　而从校长们谈到的“中国模式”看，主要集中在大学自治和学术思想独立自由之外的文化自觉、文化担当（理由是70年前西南联大的成功之道），甚至有人提出类似奥运精神的精神力量。 

　　中国早在1998年就提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但一阵轰轰烈烈的“运动”后，时至今日，中国仍没有世界一流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似乎成了中国人难以实现的一个梦，如同获诺贝尔奖一样。在此背景下，这9所名校集体探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之路，体现了中国学人的责任和担当，值得肯定。 

　　但问题是，口号式的“中国模式”，真的就是出路吗？会不会又是一场功利、浮躁的新“运动”？ 

　　资料显示，诞生了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以及众多国内学界、政界精英的西南联大，固然有文化自觉的因素，但根本的办学经验还是符合世界一流大学办学规律的现代大学制度：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等。如果不谈教育规律和体制（如自主办学、学术自治），而仅谈人的建设，会不会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有专家称，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主要有两点，一是大学精神，包括教授、学生的精神素养；二是体制，即办学自主权——原因也不是人的因素这一个。 

　　当然，现在大学教授、学生的精神素养差，功利主义严重，缺乏文化自觉和担当，这是事实。这与转型期的社会有关，但是不是也与行政色彩明显的高教体制有关呢？ 

　　所以，有评论就说，这一“中国模式论”说到底也是急功近利的表现，其反映了中国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试图告别生活在西方阴影下的急切心情——这与2010年中国本土科学家仍无人获诺贝尔奖，有人抛出“中国应设立自己的‘诺贝尔奖’及评选体系”的论调有何差别？ 

　　当然，在现今体制下，不仅教授、学生急功近利，高校本身，也是急功近利的。 

　　与中国提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同期，是中国高校的跨越式发展期。1999年，高校划时代地大幅扩招，令普通高校招生规模骤增47％，而此前20年间高校招生规模年均增幅才8.5％左右。其后，招生规模不断扩大，2000～2005年间，高校学生总规模已超2000万人，居世界第一，毛入学率达21％（1999年规划目标是2010年达15％左右），到2010年，总规模近3000万人，毛入学率达25％。这也算一种“中国模式”。但在此进程中，高校暴露出急功近利、形式主义、谋求政绩的倾向，令扩招异化成一场“大跃进”而埋下隐患：教学质量下降、学生素质降低、青年道德嬗变、就业压力加大。 

　　这一切，难道仅归结于教授、学生的文化自觉吗？恐怕不能。 

　　所以，不论高等教育发展还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最根本的还是要撇除急功近利，回归教育规律本源。 

　　今年，中央再次提出，10年后若干所大学要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但也提出了去行政化——去行政化之下的“中国模式”，才应是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