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龙 （成都商报评论员）

近日，在复旦大学举行的“一流大学建设系列研讨会”上，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坦言：在当今中国高校的内部结构条件下，中国的大学校长是最累的校长。“我希望有一天，中国大学的校长也可以像企业家一样，打打高尔夫球。”大学校长作为人中精英，这番“羡慕”企业家的言论非常少见。顾秉林未必真的没有打高尔夫的机会，他的言外之意，在于抱怨行政对学术过多干预使校长们忙于解决各类具体事务。

社会不断转型，大学校长与企业家之间的社会地位，也在不断转换和重构。大学校长曾经拥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在经济大潮席卷之下，曾被讥讽为“无商不奸”的企业家们地位上升，成功经营公司的老板们，站到了时代的聚光灯下。现代化以来，公司力量的崛起是全球性的潮流，大学的影响力相对降低。以前大学对人类文化、行为、思想、观念的影响都处于主流地位，而现在，公司在社会观念传播中有超越大学的趋势。

当下，相比经济的快速增长，作为进步缓慢的教育领域的“龙头”，大学面临太多尴尬，诸如学术腐败、“大学衙门化”等等，被一个又一个会议拖着的大学校长，沦为了企业家的服务者、跟从者而不是引领者。教育产业化、文凭市场化，又一步步地令大学拜倒在金钱的脚下。

现今的大学校长更多地接近于高级官员，他们的身影常常出现在一个又一个的会议中。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少企业家的休闲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比如王石就经常爬山。诸如打高尔夫球、骑马等高档娱乐，在企业家中比较普遍。这样的现实根源于中国改革进程的不同步，得益于政企分开改革的先行一步。企业家们作为先富起来的一群人，在自由和闲暇上也比一般人多。而教育去行政化的改革尽管已经形成了共识，但目前尚无突破。改革的不同步，带来的正是社会阶层关系的不平衡。

大学校长流露出想像企业家一样的想法，或许只是一种自嘲，但也透露出一种深沉的忧虑。大学发育不良的弊端必然将给公司的发展带来后患。大学教育的发展成为拖累整个社会的短板，这种现象不改变，社会发展机制必将更加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