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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举措不利，应试教育大行其道
16年来危机依然存在
——专访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著名教育科学研究专家孙云晓
2009年是孙云晓发表中日青少年《夏令营中的较量》一文的第16个年头。16年谈不上沧海桑田，但具体到他而言，还是发生了些“巨变”：比如当年的《少年儿童研究》杂志记者成了现在的总编辑、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副主任，比如被国务院表彰为有突出贡献的教育科学研究专家，比如名气大了，经常要被邀请至各地作报告，比如头发白了，从青年变成了中年……不过，有些方面未变，比如对基础教育改革的关注和推动，比如对儿童教育的调查和研究，比如对加强开展野外拓展活动以提高青少年身体素质的呼吁和奔波……这些工作耗费了他大量的精力，但情况不容乐观，“危机依然存在，有些问题和16年前相比，不是变好，而是变坏”，他说3月13日，在北京市西三环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他的办公室，《教育》旬刊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值得一提的是，当天正值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闭幕，根据《中国青年报》的调查显示，教育改革再次成为人们最关注的“两会议题”之一。孙云晓说，“教育已经到了必须改的地步，国家必须要下大决心，我希望这次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不要成为一纸空文”。教育改革不要成为一纸空文
《教育》旬刊：您提到老百姓的教育方针是“只要孩子把学习搞好了，别的什么都不用管”，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提到的“培养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育方针是不一致的。您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孙云晓：原因是教育导向出了问题。教育法中提到的教育方针是理想化的，而教育导向是非常现实的，所以就导致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冲突。我们国家把“素质教育”确立为国策，在此之前也确立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但多年来，由于用人制度和考试制度的影响，导致应试教育愈演愈烈。
在用人制度方面，我们国家出现了一个用人制度过于重学历的倾向，比如，一般的职业很多都要求本科、甚至硕士研究生学历，这就影响了就业机会，限制了就业出路，使得人们去追求高学历。
《教育》旬刊：不过现在这种唯学历的现象有所改变。
孙云晓：实际上，国家一直在改变这种现象。中国现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是学历经济而是能力经济，我不看你是不是学历高，我看你是不是有真水平。但有时候并不是全市场的，比如说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父母最希望孩子到政府和医院等一些比较稳定的机构工作，而这就不是市场了，它是政府系统和医疗保障系统的，这些机构都有高学历的要求。老百姓就看得很明白，只有高学历才好就业，才有稳定的职业，所以对孩子的期望特别高。我们调查发现，91%的父母希望孩子获得大学学历，54.7%的父母希望孩子将来读博士，这就非常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就会导致教育理念的偏差。
由于用人制度不合理，导致了人才选拔制度不合理，人才选拔制度不合理又导致了考试制度不合理，由此形成了一个最强有力的导向——高考。现在这个导向一直延伸到了学前教育，形成了一个传导系统，要上个好大学，必须要先上个好中学，为了上个好中学，就要上个好小学，为了上个好小学，就必须先上个好幼儿园，为了上个好幼儿园就必须进行胎教啊什么的。整个过程就像个一个链条，非常可怕，这就是老百姓教育方针的一个依据。
这种结果对我们几代人的发展都是非常可怕的影响，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她的创造力会受到致命的伤害。所以，无论改变一代人的命运，还是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这个改革都必须进行，不改革是没有希望的。基于此，我提出一个教育目标或教育方针，就是要培养人格健康并具有学习能力和良好习惯的现代公民。
注意，我所谓的学习是指大学习观，指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合作、学会做人。
《教育》旬刊：您认为这个教育方针会被主流社会认同吗？
孙云晓：这样一句话不一定会成为国家确立的教育方针，但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比如国家可能还有一个规范的教育方针，但主要精神就是这个，他也能传递国家教育方针的精神，又通俗易懂地表达。当然，我也希望它能成为国家教育方针完整表达的一部分。
《教育》旬刊：这种触及教育方针的根本性改革您觉得有多大可能？
孙云晓：教育改革是很复杂的事，有些事没有做好准备，提出来可能是空谈而已，也不解决问题。其实说到改革，我担心的是会说一大堆空话，就是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一看都对，但什么都没动，或者说动的地方很小。所以我提出几个很具体的建议，希望能够落实。比如说，在16年前的那篇《夏令营中的较量》中我提出一个问题，中小学生的野外生存能力折射出来的教育危机。影响青少年身体健康的要素有三个，第一是睡眠，第二是营养，第三是运动。我们的调查显示，从1999年以来，全国半数以上的中小学生学习超时、睡眠不足。第二就是营养问题，现在中国的中小学生和幼儿园，特别需要实施营养餐制度。日本在二战后那么困难的情况下，都实施了营养餐制度，中国现在这么强大了，但还没有实现营养餐制度。当然还有运动的问题，运动包括社会实践、野外探险等，中国是没有理由阻止学生出去活动的。现在为什么不敢组织呢，就是担心发生意外伤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也琢磨了多年，认为一定要采取这几种措施：第一，国家要给所有学生上保险，并设置专门的机构来负责赔偿事宜；第二，出台专门的法律法规，对学生的赔偿要通过专门的法律手段来解决；第三，开展大规模安全训练，给每个学校配备安全指导老师。所以，国家必须要下大的决心，我希望这次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不要成为一纸空文，我们的教育经费从宣布说要占GDP的4%以来从来没有实现过。我说这的这几项，保证学生睡眠，实行营养餐制度，加强社会实践活动，而且给予法律上的保障，这些就几句话，但它是实实在在的事情。我希望很务实地把这些事情解决。国家应加大对幼教的投入和管理。
《教育》旬刊：您曾提到“童年恐慌”的现象，现在大家都很关注，请您具体谈谈。
孙云晓：童年恐慌这个词是我的创造，它是指儿童面临巨大的压力，不能理解、不能承受而产生的一种强烈而持久的焦虑心态。
童年恐慌并不都是学习压力大造成的，它取决父母、老师对待儿童的态度。你比如现实生活中，父母和老师总是说，考不上好学校就完了，成绩不好就完了，上不了重点就完了……这就可能导致童年恐慌。
另一个背景是父母对孩子期望过高。根据我们的调查，83.6%的中学生父母要求孩子考试考到前15名，54.7%的孩子希望孩子将来读博士，这都做不到，都容易给孩子造成恐慌。
现在非常可怕的是，童年恐慌已经蔓延到了幼儿园，在幼儿园开小学课程，这完全脱离了儿童教育的规律。但成年人又很容易恐吓孩子，年龄越小越容易童年恐慌，因为他无知，所以这个问题特别值得警惕。《教育》旬刊：如何解决童年恐慌？
孙云晓：我提出12个字，发现儿童，解放儿童，发展儿童。所谓发现儿童，就是发现儿童成长的规律、成长的特点。解放儿童就是要打破对儿童的种种束缚，发展儿童就是促进他的身心发展。儿童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要保护儿童的这些权利，让他们做自己的主人。
《教育》旬刊：结合童年恐慌这种现象，您认为我国学前教育发展面临那些问题？
孙云晓：首先是师德的问题，儿童文化是模仿文化，孩子年龄越小对老师越崇拜，所以师德在幼儿教育中显得特别重要，没有师德的老师应该一票否决，绝对不应该在幼儿园工作。
另一个问题是学前教育被边缘化。我赞成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就意味着国家要有大量的投入，但这种投入是非常有意义的。从幼儿发展来看，年龄在5、6岁之间发展是最迅速的，如果这个时候国家忽略了，这绝对是犯了战略性的失误。国家应该投入大量的资金，兴办公立幼儿园。现在私立幼儿园是主体，它高收费，结果高收费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因此一定要把它管起来。
《教育》旬刊：但还有一种观点说现在9年义务教育才普及，如果把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那么国家有没有可能拿出这样一笔钱出来？因为现在教育占GDP4%一直没有达到。
孙云晓：专家的提议是纳入学前一年，整个都纳入做不到。纳入一年就是好的，这是个方向。国家也不是什么事都可以做到，但是国家应该加强管理，比方说，当你做不到的时候，你可以用法律法规的方式去治理。这个行业是特殊行业，幼儿是未成年人，要保护，因此要有很多管理措施。
还有就是要防止幼儿教育小学化的现象。这种现象现在已经成了一种灾难性的现象。
《教育》旬刊：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专门做过一期报道，带给您的杂志上就有。
孙云晓：我看到了，是这样的，我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应该立刻解决。应试教育是青少年成长的最大危害
《教育》旬刊：中日青少年《夏令营中的较量》发表后，2006年末，您通过对中日美韩四国高中生比较，发现很多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那么从2006年到现在，你对中日青少年还有研究吗？情况如何？
孙云晓：我们从2006年起，每年都对中日韩美四国高中学生做比较，也对中日韩三国首都小学生比较，发现中国学生在自信心、对理想的追求等很多方面要比日本和韩国的学生强，这得益于中国这些年的改革开放、高速发展。但尽管如此，中国青少年的危机依然存在，比方说他的独立性还比较差，视野还比较窄，在亲子关系的沟通上也比较差。此外，他没有走出应试教育的怪圈，比方说花在学习上的时间最长，学习的压力也最大，父母和孩子谈的最多的是学习，而其他国家谈的都是生活问题、礼貌问题等。所以可以看到，中国学生虽然得益于中国高速发展表现出来很多优点，但受制于中国应试教育的伤害，很多问题依然存在。
《教育》旬刊：您认为当年《夏令营中的较量》发表引起的轰动和争议是偶然还是必然？
孙云晓：（思考片刻）我觉得这是必然的。中国的教育这一二十年来确实出现了不少问题，人们越来与感觉到它的危害极大。但在16年前的时候，人们也感觉到了教育出现的问题，但说不清楚，因为经济发展很快，改革在不断深入，但教育往哪里走一直困惑不解。在这种情况下，这篇文章的发表一下子触到了教育的痛处，让大家一下子看到了中国教育的国际危机。比如这篇文章最后一句话就是：全球在竞争，教育是关键。假如，中国的孩子在世界上不具备竞争力，中国能不落伍？
还有一个历史原因。中国人永远都忘不了日本侵华之痛，一看文章觉得日本这个小国家又来挑战我们，大家很诧异，确实感到是危机。文中还有一句话，就是日本人说，“你们这代孩子不是我们的对手”。我当时预感到，写这篇文章可能引起一些触动，但没想到引起这么大的触动。
实际上，这篇文章引发的争论到今天也没有结束，因为到今天还有人说我是汉奸。当时批评我的声音最集中的就是北京青年报，它比较系统地组织文章对我进行批判，整版的批判，后来引发了一场论战。当时他的观点非常逗，他说今天的教育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教育，你怎么能把它说的一无是处呢。
《教育》旬刊：您认为他是代表一个媒体的声音还是背后有人支持？
孙云晓：实际批判我的声音代表了一种教育思潮。他们认为，都什么时代了，还要带学生到大自然中去吃苦，应该带他们去香港、日本去看看，而不是到穷乡僻壤去。我觉得这种观点是非常错误的。到香港、日本看看当然是可以的，但作为孩子来说，越是走向现代化，越是要亲近自然，越是现代化，越需要孩子有在自然中生活的本领，这才是一种和谐。所以我觉得他们这种观点是很片面的。
《教育》旬刊：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日两个民族历史文化环境和社会制度、经济发展状况不同，所以中日两国青少年没有可比性。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孙云晓：我认为恰恰相反。我认为中日两国在世界上所有国家里，是最具可比性的两个国家。我倒觉得，中国和美国、中国和法国、中国和德国的可比性差一些，因为他们是西方的一套价值体系。日本虽然也认为自己是一个西方国家，他一直想脱亚入欧，但是，我认为中日同为亚洲国家，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而且，我认为中国特别值得向日本借鉴，中国古代是日本的老师，这也是日本人承认的，但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成了中国的老师，因为中国借鉴了很多日本的经验，比如开放、科教兴国什么的。我觉得，日本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很值得中国人学习。
《教育》旬刊：您写过《夏令营中的较量》，也写过《鸟巢一代塑造中国新公民形象》，主人公都是“80”后。这两篇文章从标题上就可以看出来，前一篇带有一定的批判性，后一篇是正面的、赞扬的，从这两篇文章中您认为他们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
孙云晓：这个问题问的很有意思。从《夏令营中的较量》到“鸟巢一代”似乎是天壤之别，但是有一点我特别要说明，虽然我写了《夏令营中的较量》，但我从来就没有认为中国的青少年不行，我认为中国的青少年从本质上并不比日本的青少年差，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我写的文章的用意是，中国教育的危机给中国孩子的成长带来了障碍，它导致了中国孩子的成长危机，这是我的一个立论点。到了鸟巢一代，中国社会的进步给中国青少年带来了一个非常巨大的成长空间，比如说奥运会，中国青少年的优秀素质一下子被激发出来了，他们成为全世界都为之瞩目的一个最活跃、最引人注目的青春群体，由此我认为他们已经树立了一个拥抱世界、自立自强、平等开放的新形象。但是，这一代身上的弱点也是非常突出的，主要表现在，自立的能力还比较差，自立的意识也不够。比方说，很多孩子都在依赖父母。另一方面，他们的合作意识还远远不够，他们太以自己为中心，跟他们合作往往出现问题。再者，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继承还有很大欠缺。当然，任何一代人都有缺点，但这些缺点都不能否定他们身上的优点。
《教育》旬刊：那么说，中国青少年现在已经走出失败的阴影了？
孙云晓：我认为中国的青少年一直在往前走。在《夏令营中的较量》中，也不应该说中国青少年是失败者，他们确实在有些方面表现的比较弱，但这是教育导致的结果，不是说他们本质不好。举个例子，中国学生敢于提出问题的少，创造力差，为什么，就是应试教育的恶果。心理学家发现，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两个民族，但犹太人获得的诺贝尔奖是我们的28倍。为什么差这么多呢，这说明我们中国人创造力还有待提高，应试教育搞得学生连想象力都没有，怎么能有创新呢。
《教育》旬刊：如果再来一次中日青少年夏令营中的较量，你认为中国孩子会有怎样的表现？
孙云晓：我觉得依然不会有本质变化，原因在于野外生存活动一直是中国孩子的弱项。我2000年写的《千年警世钟》里提到了我在日本和中日学生一起登山的体验，我当时走了14个小时，简直死去活来。但日本的孩子身轻如燕、如履平地，为什么，他们经常走，而我们的孩子一辈子都走不了几回，你说差别在那里呢？难道现在中国的青少年锻炼多了？更少了！今天中国孩子的野外生存能力几乎都低于16年前。你想想看，现在中国孩子身体什么状况呢，在操场上集会或做操都能晕倒。所以这个问题不是在改观，而是在恶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