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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高考30年，一个家庭的见证
编者按：
他是爸爸，叫邹大力，今年51岁，1979年参加高考，东北师范大学哲学系毕业，现在是团中央机关服务局干部。
他是儿子，叫邹日佳，到了8月份就年满18岁，2009年参加高考，目标是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工程专业，目前正待录取。
她是妈妈，叫盖玉晶，北师大毕业。在儿子决定命运的考试中，牵肠挂肚，爱意尽显。
一家三口，两代人，因为高考，人生陡然有了交集。
邹大力想起他当年的考试：没有专门的复习时间，没有固定的复习场所，甚至连复习的资料都没有。考试也是一个人，“坐在矿务局的拉煤车上到吉林市考试，考完又坐车回来了，家里也不知道考得怎么样，只能干等。”当年录取率低得惊人，全校一个年级200多人，只有包括他在内的两个学生被录取——他为此付出的努力是考了三年，1977到1979，新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三年被他加倍利用：一边加班工作一边加紧复习。他的付出换来了回报，跃过了龙门，人生开始天翻地覆起来。
邹日佳的考试与之截然相反：在北京最好的学校最好的班级复习，12年所有的付出都为了高考，复习资料可以摞成堆。虽然一人高考，但全家上阵，即使滂沱大雨也没能阻挡父母在考场外等待，焦灼的眼神，鲜花和拥抱，写满祝福的标语条幅，让人想起黄健翔的那句名言：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当今的录取率高的吓人，不出意外，50多人的班级百分百能上重点大学，都能被自己喜欢的专业录取，好梦都能成真。但可以预见，轻松跃过了龙门的他们，人生将不会再有邹大力那样的天翻地覆，好的工作，好的生活，平静顺利，一生如是。
这是30年的变化。变化太大了。这也只是外在。与之相比，两代人的高考观、价值观、人生观乃至世界观的变化足以让人感叹沧海桑田。
记录历史、对比时代的方式有多种。我们选取一个家庭、两代人作为窗口见证高考之不同、心境之不同。目的不是为了告诉读者“今天生活不易，要加倍珍惜”云云，而是想通过一个家庭的变化，反映时代变迁，记录人生命运，启迪历史后人。
邹大力：高考是一个人的战争
“现在的高考和我当年比，变化太大了”，
青春被耽误了，但梦想还在
该来的总是会来，当时光来到1976年初秋的时候，远在东北小城的邹大力忽然得到消息：高考恢复了！
1977年初春，盼望已久的全国高考恢复了，570多万考生涌进被关闭了10余年的高考考场，无数被耽误了美好时光的青年人，又看到了改变命运的曙光。
做出这一决定是艰难的。是年八月，刚刚付出的邓小平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经过30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的讨论，他最后拍板：当年恢复高考。10月中旬，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校招生的意见，恢复全国统一考试，凡是工人、农民、知青、干部、应届高中毕业生都可以报考。
一个令人心酸的细节是，偌大一个国家竟一时拿不出足够的纸张印刷考卷，中央决定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
邹大力是570多万考生中的一员。这年他已23岁，如果高考没有中断，他可能已经大学毕业了。时代的发展不以个人的意志转移，折腾了10年的文化大革命让他的很多梦想都化作了泡影，甚至耽误了他的青春。
文革期间的学习已经不以成绩为主，数不清的学农学工劳动和军训成了“主课”，整天在各种运动的引领下四处乱窜，书本也荒废了，知识成了衍生品。甚至到了后来，不学无术成了潮流，
“但是对于我们这代人，一个班里总有几个学生是比较愿意学习的，不愿意耽误时间。当时也老实一些，除了学习，就画点画什么的。”说起亲历的那个时代，邹大力很是感慨，但他也为自己的不随波逐流庆幸。
高中毕业后，邹大力下了乡。繁重的工作中，画画的爱好一直保持着，还练习写毛笔字，至今他还保存着当时的很多“作品”。漫长的等待没有尽头，激扬的青春在体力劳动中耗尽，人生的无奈让他感到窒息：难道，一辈子只能这样过下去了？多少个无边的黑夜，他总在想这样的问题，在近似绝望的岁月里，笔下的画和字成了他惟一的慰藉。
该来的总是会来，当时光来到1976年初秋的时候，远在东北小城的邹大力忽然得到消息：高考恢复了！
三次高考，他最终“跃龙门”
邹大力清晰地记得，家里人很高兴，但什么力量都使不上，谁也帮不了他，就连去考场，也是他一个人，书包里装着妈妈给煮的两个鸡蛋。
恢复高考的消息从北京传到邹大力耳朵时，他意识到，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犹如黑暗夜空中划过的一道光亮，邹大力发现，人生又有了希望。但他不知道的是，这道光亮只能照进少数人的梦想，大多数人还无法一次完成命运的转折。不过，在这人生的紧要处，邹大力是下力把握了。
当时的邹大力是吉林市舒兰矿务局的煤矿工人。在当时这是一份体面的工作，在很多人都为生计发愁时，能被招工是值得羡慕的。但就是这样，他还是急着离开这里。“我天性喜欢学习，在矿上劳动的时候，每年都被评为先进。虽然我在井下劳动，但我能写，矿务局推出的好几个全国劳动模范，都是我给写材料、搞宣传。领导知道我各方面的能力后，就让我去矿上工作，不在井下了。工作了一段时间，我说我要高考，领导也很支持，后来就一边工作一边复习。”邹大力说。
复习的条件是艰苦的。工作服没兜儿，邹大力就把俄语单词写在胳膊和手心上，工作休息的时候就借助矿灯的光背单词，每天基本都是10个到20个，就这么一点点坚持下来，奠定了高考的俄语基础。艰苦学来的知识是难忘的，时至今日，他还能随口说出流利的俄语。
高考恢复第一年，邹大力想考美术院校，这和他喜欢画画有关系。在下乡和在矿山劳动的日子里，他写写画画的消遣没想成了改变命运的武器。父亲的美术素养也给了他很多熏陶，但没有给他具体指导和讲解，父亲觉得这只能算作爱好，要靠这个参加高考是不可能的。可邹大力不这样想，他觉得，如果高考能通过，画画就是自己的立身之本了。
高考前没有经过任何特别的培训，家里也没给什么帮助——主要是没有帮助的能力，一切都得靠他自己。“三十年前每家的生活条件都很贫困，当时我家有四个孩子，父母年龄都很大了，我当工人还能挣点钱贴补家里，如果考上大学，就要失去工作，反过来还有花家里的钱，内心其实是很矛盾很不安的。我就是在那种环境和心境下参加复习考试的”，往事不堪回首，不过他还是挺过来了，说这话时，邹大力是百感交集的。
1977年的高考如期而至。邹大力清晰地记得，家里人很高兴，但什么力量都使不上，谁也帮不了他，就连去考场，也是他一个人。“我一个人坐在矿务局的拉煤车上到吉林市考试，考完后坐车回来了，把妈妈给的两个鸡蛋又揣回来分给弟弟妹妹吃，家里也不知道考得怎么样，只能干等。”
具体的考试情形已经记不起来了，他只知道考的很顺利，一切就像未曾发生过一样。
考得顺利不等于就能考上，事实上他的分数并不低，美术专业考试也取得了高分，但现实第一次击碎了他的梦想，高考刚刚恢复，很多高校都没有参加招生，美术院校招生的就更少，一个学校就招十几个人，“一些大学老师看了我的画后很惊讶，但是没办法，当时也不需要走后门，就是招的太少，大学老师来信鼓励我明年再考吧。”
1977年的高考和1978年的高考间隔之短在中国高考史上是罕见的，几乎在1977年高考结束的半年后，另一场决定青年人命运的考试就接踵而至。邹大力复读的时间更短，在以工作为主的日子里，复习只能“挤”。第二次高考邹大力报了中文，结果差几分没考上。他不甘心，继续考，当1979年夏天，他第三次走进考场时，命运之神垂青了他，他考上了！
只有了解当时的背景，才能体会到这次命运之神的垂青对他而言，是何等的不易。邹大力说：“我们学校一个年级有200多人，其中能考上一个两个都是非常不错的。大家高中基本就没有好好学习，又参加工作四五年了，学到的东西都忘了。况且，因为高考已经停了十多年了，当时也没有书，连一本复习资料都找不到。”
作为二百分之一的邹大力跃过了龙门，被东北师范大学哲学系录取。人生的路，开始越走越宽了。
三十年是一个轮回，变化太大了
儿子高考那几天，我们一家人都紧张得不行，我和他妈妈都去考场看他，很多父母也是我们这么大年纪的，站在考场外面等，那样子，不由得不让人想起这30年的变化啊！
1983年，在东北师大哲学系学了4年的邹大力毕业了。根本不用为工作发愁，那年代的大学生，是清一色的香饽饽。由于在学校的出色表现，加上有学生会工作的锻炼，在团中央的一次选拔中，他被学校推荐，经过层层政审，27岁毕业时就分到了团中央机关。
这是一个让他做梦都想不到的变化：从东北小城到伟大首都，从最基层到中央机关，邹大力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转折，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高考发生的。
此后的生活和工作顺风顺水，工作了几年，他和北京女孩盖玉晶结了婚，1991年，生了儿子邹日佳。在他的工作由团中央机关党委、研究室、办公厅、服务局之间不断变换的同时，儿子也在健康地长大。到了今年8月，儿子就18岁了。
邹大力在一篇《爱同在，写在儿子十八岁》的文章中记录了一段妈妈和儿子之间的对话：邹日佳：以后不要再叫我“宝贝”了。妈妈：那叫你什么呢？邹日佳：就叫我“小伙子”吧！妈妈：好的，以后就叫你小伙子！
儿子确实长大了，邹大力是自豪的，尤其是想起儿子的成长经历，这种自豪就溢于言表：
十几年来，孩子的学业是非常辛苦劳累的，以至从小学到高中，爸爸都没有给你再报其它课外辅导培训班，当你告诉爸爸班里的某某掌握某一技之长时，爸爸曾愧疚地说，如果小时候让你报班学一两样特长就好了。可你并不这么看，你说：“我虽然没上什么培训班，但我拥有快乐的童年，我非常怀念爸爸跟我联网对打帝国游戏的情景。”是啊，你的理解和原谅让爸爸颇为感动，不仅是因为你的善解人意减弱了爸爸的愧疚，而且一语道出了孩童世界的天性和本原。
游戏、网络，是这个时代无法抹去的烙印，而家长又最怕孩子沉溺其中。在这方面，可以说没有哪个家长像爸爸一样给你充分的自由，因为爸爸相信你的判断力、自制力。学习疲惫时，上网听听欧美音乐、玩玩魔兽争霸、和同学QQ聊天、用Google查查资料、学学电脑维护不也是一种能力积累、一种精神调节么？
……
这种成长经历是他当年没法比的。声称“最艰苦的活儿我都干过”的邹大力，当了爸爸后，极力给儿子营造轻松自在的成长环境，这不是“天下父母心”所能解释的，时代变了，成长的轨迹也变了，邹大力也算顺势而为吧！
随即的高考可以看作是儿子的成人礼，邹大力觉得，从高考这件事中，足可以看出两代人的变化。“这次去接参加高考的儿子，我就想起当年高考的情形，很自然地把当时自己的那种努力、那种辛苦付出和孩子做了一些对比。30年后自己儿子又面临高考，仿佛人生的一个轮回，让我感叹人生的变化真是太大了。”邹大力抽了一口烟，雾气中仿佛回到了当年。
哲学专业出身的他联想到了人生的本质：“人的本质是一种精神的传承，文化的传承，生命的传承。人在一代代繁衍，你的基因给了孩子，你的文化给了孩子，在孩子身上，这些总有所体现。我也希望这些孩子，虽然艰苦，但是要勇敢迈出这一步，就像我们当年一样。当时18岁我们什么都不懂，但现在孩子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他们什么都接触到了，什么都懂了，但18岁是人生一个坎，高考是人生的转折，洗礼和升华。我祝福孩子能轻松地迈过这个坎儿，一步步走向大学，走向社会。”
邹日佳：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不逸班”的学生，不一般的青少年
下午两点，海淀玉泉路附近的上岛咖啡馆。邹日佳和他的同学吴丹妮、蒋镒焘坐在我身边。这是三个亲密无间的青年，刚一见面就谈笑不断。我们的话题自然从刚刚结束的高考开始。我自私地以为他们有很多话要说，但他们却觉得，一切都过去了，好像没什么说的。这和他们的父辈形成鲜明的对比，此前两天，我和邹大力聊天的时候，他对我说，那个年代的高考，是他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两代人的差别，由此可见一斑。
三人中，邹日佳说他是压力最大的。原因是“班里像我这样裸考的已经不多了”。“裸考”是个不算新鲜的名词，指的是没有额外的加分，仅凭成绩说话的考试。现实中，裸考的考生是占绝大多数的，尤其在高考中。但在邹日佳的班上，就是另外一种情形了。因为这是个特殊的班级，他叫“不逸班”。
这样的班级在北京市十一学校只有两个，性质其实是实验班。在这所北京市重点学校里，他是重点班中的重点班。班主
“不逸班”的学生很早就开始为高考做准备了。蒋镒焘从从小就学了长笛，去年参加了北京市艺术特长生的资格考试，获得了高考加20分的优惠条件。吴丹妮考了声乐，拿到了高考加50分的资格。高考对他们来说，压力已经减轻了很多。邹日佳对此“耿耿于怀”：“就我的童年玩得比较轻松愉快，父母没让我参加任何培训班，不过也算有得有失吧。”
“父母没让他参加任何培训班”不代表对他的成长、学习不关注。邹日佳的名字是邹大力取的。按他的说法，有三重意思：一是妈妈盖玉晶的名字里有个“晶”字，一家三口三个太阳，应该给儿子一个，于是名字中就有了“日”字；二是意喻“人在天地间”；三是蕴含“日渐佳境”的意思，希望“儿子能为天地之间大写的人，一天比一天好！”
在邹大力的一篇《爱同在，写给儿子十八岁》的博文中，勾勒了邹日佳成长的几个片段：
在小学的时候，“爸爸曾给你买了一款当时很流行的掌上游戏机，你玩了一段时间又悄悄卖给了同学，而且还赚了几十元，让爸爸着实窃喜了好一阵”。
在初中后期，“我记得，你曾撕毁了一个作业本并一气之下给爸妈写了一封信，大胆表明自己的想法，而爸妈也在第一时间分别给你回了信。尽管当时的想法不尽相同，但可以说，这是我们两代人之间第一次心的碰撞和交流”。
高中考进了十一学校实验班后，“在这个人才济济、各有所能的群体里，你即对自己充满自信，同时也找到了差距。你当时的成绩也就排在班级的中下，可你没有气馁，而是从每一个同学的身上发现长处，汲取智慧”。
可是当邹大力还沉浸在“你再大，在爸妈的心目中也永远是孩子”的喜悦中时，邹日佳长大了。明显的标志就是高考，这是一个比成人礼更实在的人生仪式。夫妻觉得，考验真正地来了。
终于TMD考完了
关于高考的经过，邹日佳并不多想说什么，他觉得除父母有一点紧张，其余都正常。他甚至说，“考完以后挺没意思的，学了这么长时间，物理、化学、生物以后就不用了，真的就是这一次了。你还留了遗憾了，觉得挺没劲的，挺憋屈的”。
这种感受是邹大力和盖玉晶当年高考没法比的。他们高考结束后，盼星星盼月亮等待公布分数的情形至今记忆犹新。“变化太大了”，邹大力如此感慨。
父母的紧张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正常。无论如何，对决定儿子命运的考试是每个父母都不敢掉以轻心的。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在盖玉晶高考期间写给儿子的信《我的心和你在一起》中可见一斑：
此时，儿子在高考的现场，我在家里。
但我的心已经跟随着儿子一同进考场了。
儿子在关于高考这两天是继续留在学校，还是住在家里，或是租住考场附近的酒店的选择中，毅然决定继续留在学校。也就是说，高考这两天，儿子不在我身边，他会和往常一样吃住在学校。
他说他长大了，要自己独立去面对人生的第一次大考。
与其他学校不同的是，十一学校只在高考前放一天的假，把这一天留给家长，说是让家长用来给孩子做心理安慰和看考场的。
周五的傍晚儿子出现在我面前，很明显地，我能感觉到他的紧张，说话乃至他的笑声，都含有紧张的成分，甚至他的饭量也只是平常一半的水平（这已经是不错的表现了，闺蜜说，她女儿当年能紧张到吃什么吐什么，最后是吸着氧气进考场的）。他承认自己有些紧张，包括晚上睡不好觉。他说不想让自己紧张，但是学校的氛围让他不可能感到不紧张。
周六，在简单的吃过早饭后，我把儿子叫到阳台上，我说来看看我种的花吧，有倭瓜、黄瓜，还有葡萄呢，都爬上来了……你看下雨了，不然我会带你去麋鹿苑的，看孔雀、野鸭、还有麋鹿……
然后，我又把他带到古筝前，我说练练这个吧，很好学的，我弹，他听，而后是他弹我听。慢慢地，琴声没有了，在给他送水果的时候，我发现他已经开始静静地看他的文言文了。
下午的时候，或许是晚上没睡好觉的缘故吧，我能看出儿子有些焦躁不安，从他接同学的电话和我的谈话中，甚至能感觉出还有些许的慌乱。
傍晚时，我要求和他爸爸一起送他到学校。在车的后座上，我握着他的手说，我教你几个放松的方法吧，然后示意他把头枕在我的腿上，半躺下。我抚摸着他的头发，说，闭会儿眼睛吧，把意念运到丹田处，想着自己是在用小腹呼吸，眼睛放松鼻子放松嘴放松心放松肚子放松……随着我轻轻的口令，儿子慢慢地安静了，呼吸也开始均匀起来。我知道，现在所有的嘱咐叮咛都是无用的，儿子此时更需要的是静心、宁神。
快到学校的时候，我俯下身，看着还躺在我怀里的儿子，低下头，吻着他的额头，他的眼睛，他的鼻子，好像回到了他小时候一样——满载着我的祝福和抚爱，轻声说，宝贝，该醒醒了。
……
儿子能感受到父母的紧张，父母能感受到儿子的紧张，高考就在这样的气氛下进行着。虽然学校已经安排了专车，但邹大力夫妻还是觉得，应该去考场看看儿子。滂沱大雨中，夫妻二人驾车赶往考场，老天似乎为“天下父母心”动容，
邹大力用相机记录了当时的场景：数百家长在考场门口等待，焦灼的眼神，紧张的神情，仿佛是他们在经历大考。富有创意的父母还打出了大红条幅：王丫丫，王双双，我们爱你，你是最棒的。还有母亲捧着鲜花，父亲拿着玩具兔，仿佛孩子刚从远方归来。
盖玉晶也在考场照了张相片，看起来她足够轻松，甚至还“手舞足蹈”，但紧张难掩。17时，铃声响起，人群霎时活跃起来，邹大力看到“不逸班”的学生露着微笑走出考场，接着就看到了儿子，盖玉晶忙着迎了上去，听到儿子说的第一句话是：“终于TMD考完了！”
盖玉晶对这两天的经历印象深刻，“真是太折磨人了——搞得我是坐卧不宁、寝食不安啊。好在一切都过去了。高考将作为父母陪伴儿女成长的特殊经历，深深嵌入我们的记忆中！”她说。
18岁的不了梦
成绩很快就出来了，邹日佳考了610分，这已经是个很高的分数了，但他似乎还不是很满意。他钟情的中央财经大学去年的录取分数线就是这个档次，不出意料，他将梦想成真。吴丹妮报考了北京邮电大学，她的分数是640多分，这在十一学校也排在前列，她的梦想也会成真。蒋镒焘也如此，他考了580多分，报考的北京交通大学通信专业“肯定”会录取，他梦想当一名通信工程师，“想过一种体面的生活，没想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什么的”。吴丹妮说她有时候想过，但“挺矛盾的，有时候就想成为一个公司的什么大头头啊，但有时候一想，这种生活又太累了。那就过一种比较轻松的生活吧”。喜欢财经和金融的邹日佳梦想有一天带领一个特别好的团队，“然后就去做自己比较感兴趣的一些事，就是生活方面的事也可以啊”。
“不逸班”里，几乎人人都能上重点大学，十一学校就更多。人生，梦想，在他们看来，都是实实在在的，父辈那代人的理想主义在他们身上已经难觅踪迹了，平坦的成长经历和富足的生活给了他们美好的青春时代，但似乎又淹没了什么。
当然，他们并不能代表90后，能代表的只能是幸福的那一代。正如蒋镒焘所说：“我们算是幸运的。周围有很多没有考上高中的，还有没有考上大学的，小学的同学到现在变化太大了，其实社会的分化从小学的时候就开始了”。这话听起来足够残酷，但人生就是这样，每一次分化和筛选的背后都是“各奔前程”。90后，从小就开始面临着生活的种种选择，不像他们的父辈，年轻的时候没的选，等到有的选了，青春已经不再了。这是一种幸运，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种不幸。
父母都很开明，对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没有太多干预，但他们的成长却非一个人的，背后往往是一个家庭。吴丹妮说，现在父母又开始为她上大学担心了，“我们这次出去买衣服，我大姑偷偷给我说，我妈妈说不能买的太好看了，说要不然到时候去了学校怎么办呢？”
到了8月，邹日佳就真正18岁了，他说父母对他没有太多要求，“有健康的体魄和人格就行了”。作为父母惟一的儿子，他能体会到这话的份量和父母的良苦用心，他会听父母的，但他就要上大学了，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都将更多地一个人“战斗”。人生终将要靠自己，年轻人，向着梦想，用尽全力，勇敢地，冲吧！
邹大力VS邹日佳
一场关于“高考价值观”的辩论
压力之辩
邹大力：我只能说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这个过程（邹日佳成长的过程）我试图让他没有压力，现在看，效果达到了。比如复习期间、高考期间，每次考试结束，我从来都不过问他的成绩。他对自己是有目标的，他有一个高考的梦想，学校会要求他们写梦想日记，让他自己总结和梦想的距离。
邹日佳：（高考期间）父母什么话都不敢说，但什么都担心，按我们老师的话说，就是只能问吃什么，其它什么都不能问。即使问吃什么学生还会想，这是不是说我只会吃啊，还怕学生误解，基本上没话说了就是。我接触到的高考生说，父母开车接他们回家的时候，什么话都不敢说，只敢放音乐。
邹日佳：小学我爸还逼我写日记，把这个当作交流的手段。我写一篇他回一篇。
利弊之辩
邹大力：现在看，高考确实有些弊端，但也没有办法，所以说恢复高考是一个英明的决策，如果没有高考，那肯定不行，高考制度肯定是正确的，但现在这种高考的形式就不一定了，千军万马挤独木桥，都要进入大学，没有文凭就不行，这种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弊端越来越大。现在学校也没有因材施教，所有学生都学一套东西，素质教育也没有贯彻下去，一直以考试为中心，以成绩评价学生、老师、学校，以成绩来看大学的知名度，这不仅制约了孩子的成长，也不利于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邹日佳：我觉得高考制度很合理。高考不单单是一个学习能力的体现，你的胆量，毅力，身体素质，也都能体现，这就可以反映出一个学生的素质。
成才之辩
邹大力：看一个人要全面地看，发展地看。全面地看，就是说所有学生不可能都考到北京大学，都考到国外的名牌大学，这样也不利于孩子的发展，因为社会需要的人才是方方面面的，是有层次的。清华北大毕业都去当技工也没有必要，但是技工的贡献并不比清华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小。昨天有一个报道，说有一个学生从一所很一般的学校毕业后，到炼钢厂当炉工，几天后就当上了炉长，最后当上了副厂长，当时才23岁，他贡献非常大，被命名为中国第一炉工。他的职业虽然一般，但他干得很出色，我们社会就需要这种有特色的人才。
邹日佳：我们参加高考的目的就是为了考个好大学，考个好大学就是为了找个好工作。如果我们都能考上，那么将来找工作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从小到大就是一个筛选的过程，历次机会都把握住了，那为什么现在就不行呢。如果我们努力工作，那将来的生活和发展肯定是很好的。
高考前，写给儿子日佳
盖玉晶
想对你说，你是我做了很久很久的一个美梦，当我梦醒的时候，你诞生了——你和妈妈梦中的那个小男孩儿长得一模一样：头发卷卷的、额头宽宽的、眼睛大大的、睫毛长长的，还有一副总是笑着的模样……
想对你说，在你刚刚出生，身高只有
时间过得真快啊，转眼间你已经是
你出生后，我在写给你的第一篇日记里说，在你还不懂事的时候，我会为你记录下每一个快乐的日子，等18岁的时候送给你。我还对你说：你是我的一切，你是我的骄傲！
就这样一天天的，你长大了。至今我还会想起那个满是星光的夜晚，你牵着我的手在柏林莱茵河畔漫步，你的手机里播放着一首很好听的英文歌曲：Look at the stars，Look how they shined for you……然后你会随着音乐起伏为我翻译：看着星星，看它们如何对你闪烁……想起此情此景，我总是感叹，儿子，你给了我太多的温馨与甜蜜……
不知从哪一天起，你开始不再告诉我你的考试时间，而只是向我汇报你考试后的成绩，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你的来电：“妈妈，我期中考完了，数学满分，物理得了第二，98分，总排名第八”。事后我责备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考试的时间呢，你平静而坦然地说：“哦，我怕你紧张”。这时你爸爸在一旁插话：“儿子，等咱们高考的时候也不告诉你妈妈时间啊”…….
高考这一天是那么快地到来了。你长到了17岁，迎来了最残酷的高中三年级。我知道此时的你正处于备考状态：高强度的，超负荷的，我也知道你身上的压力会很大……但是，我更相信你会坚强地、顺利地走过来，你会朝着自己的目标，脚踏实地去实现你曾经悄悄对我说过的那个梦想！
18岁的时候，你该是进入大学的校园了。18岁是成熟的标志，是人生的一个转折，是人生的一个驿站，也是人生新的起点。18岁你将走出父母的羽翼，阳光也好，风雨也罢，接受洗礼的应该是你自己的翅膀；18岁你应该走出了懵懂和稚嫩，坎坷也好，荆棘也罢，跨越的是应该是你自己的步履；18岁应该是你身心和思想的一次蜕变，真正的男子汉从这一天开始，不但要更多地关注社会，更多地感恩社会，还应该为社会更多地承担自己的责任。
你将要学会自己去思考，学会自己去判断，学会自己去面对，学会自己去迎接每一次挑战……
记住：挑战极限，人生终将辉煌！
最后，我想对你说，谢谢你，儿子，因为有你，我才懂得了什么叫付出；因为有你，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揪心，什么是牵肠挂肚……还想对你说，你给我们带来的欢乐远大于我们对你的付出。我很欣慰！
好了，妈妈已经为你记录了这么多快乐的日子，接着，就由你去续写属于自己的华彩乐章吧！
愿你在未来的每一天里，都快乐，精彩！（记者张小武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