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人遭遇特殊教育

记者  张小武   实习记者  袁晓阳

点燃激情，奉献关爱。8月28日上午，北京2008年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暨火炬接力启动仪式在天坛公园举行，在“超越、融合、共享”的理念下，承载着全世界6.5亿残疾人梦想的北京2008年残奥会由此拉开帷幕。

开学在即，虽然很忙碌，但宣武区培智中心学校的特教老师孙广宇还是很关注这个仪式。当然，她更关注的是尔后残奥会的开幕，原因是她希望“那些在运动场上为夺取奖牌而奋力拼搏的运动员能使我的学生重新树立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

因为她的很多学生都是深度“残疾”——不仅有精神障碍，还有智力障碍，肢体障碍，三种甚至多种病症集于一身。“这些孩子可能永远都无法站在领奖台上，可我们不能放弃，每个生命来到世界上都有他们的意义，我们要努力让他们感受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北京残奥会圣火采集仪式的当天下午，孙广宇在接受《教育》旬刊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这也是她一直没有放弃这一对智障等残疾儿童进行特殊教育（简称“特教”）工作的最主要原因。这个28岁的年轻老师从毕业至今，已经在特教岗位上工作了十年。十年，她把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倾注于残疾人教育，历经重重困难，磨出了一把“利剑”——为很多被命运之神抛弃的孩子找到了继续生活下去的注解。

当医生成为老师

从地铁2号线长椿街站下车，沿宣武门西大街向东，拐入窄长的新桥胡同，走不远，一所漂亮的学校就映入眼帘。

学校面积不大，但所有的建筑都有亮丽的色彩，虽然颜色芜杂，但很协调，置身其间，仿若回到了童话世界。

这就是以“一切为了残疾学生的生存与发展”为宗旨的宣武区培智中心学校。在北京，这样的学校每个区都有一所，政府投资兴办，划归当地教委管理，属于公益性学校。现在，学校开设了早期康复课程（3—6岁听力残疾儿童、智障儿童）、义务教育课程（7—16岁）、职业教育课程（16—18岁以上）、成人职业康复指导和特殊需要课程，基本涵盖了残疾学生教育的方方面面。

孙广宇是教早期康复课程的老师——社会上，很多人对她这样的老师不了解，不知她们是医生还是教师。对此，她自嘲地说：“在外面，大家还是叫我孙老师，当然，只有熟悉的人才这样叫的。”

康复老师的身份和她曾经的教育背景有关。初中毕业她考上了北京市卫生学校，在那里学了4年康复专业。期间，她曾在医院实习过一段时间，卫校毕业后，学校不管分配，19岁的她找到了当时还在米市胡同的宣武区培智中心学校，成了这里的第一位康复老师。

当时学校条件落后，甚至连一位卫生老师都没有。孙广宇不擅长文化课，也没有对残疾人进行生活教育的经验，于是学校安排她带一些较特殊的残疾儿童，进行一对一的康复训练。

和学生一起“疯”跑

培智中心学校的学生各种各样，有脑瘫，有下肢偏瘫，有性格障碍的，有自闭症的，如此等等。这些学生基本上无法做集体活动，在学校的支持下，她把这些孩子单独找出来，编成康复训练小组。

学校的自闭症儿童很多，孙广宇就对自闭症展开研究。 有个叫王欢的学生，个子很高，有1米9左右，14岁了，刚进入青春期，除自闭症还有很多心理问题，基本上不能参与集体活动。

自闭症儿童有多种问题，集中在王欢身上就是多动，无时无刻不在动，比如手里有东西，就是手动，实在没东西就敲桌子推椅子，很多时候还拿头往桌子上磕和撞，让她觉得很揪心。

孙广宇拿王欢没办法，只好把他拉出来，做单独训练。她当时也没经验，只好陪着王欢玩，和他一起在操场上跑跑跳跳。没想到王欢精力特别旺盛，腿又长，在操场上跑步时常把孙广宇落在后面。

没有更好的办法，她只好坚持和王欢一起跑步。每天早上第一节课刚上课，她就把王欢“请”到操场上跑，跑累了就和她一起跳，一起做游戏。

持续了两三个月，她发现王欢有变化了。据王欢的班主任说，他回到班里能安心上一会儿课了，不再那么多动了。孙广宇一听乐了，没想到陪着他疯跑也能出效果。后来他总结了一下，发现原因是高强度的运动消耗了王欢体内的能量，起到了“釜底抽薪”的效果。这让她看到了一点点希望。

像王欢这样的孩子当时学校有七八个，都是大孩子，单独在班里培训起来很不容易。其时学校又来了一个康复老师，他们一起商量，觉得运动训练对学生还是有效果的，就想把他们集中在一起，先让他们活动，消耗他们的体能，这样其他老师在就不会为他们投入太多精力了。

想法很快成行，孙广宇把这些孩子编成了一个小组，每天早上八点多开始，带他们到操场上做训练。自闭症孩子最让老师为难的是不听指令，他们对别人的话常常充耳不闻，也不跟人交流，训练难度很大。她记得，活动时她喊立正，但学生们往往四散跑开，我行我素。那时她最大的心愿是这些孩子都听她的话站成一排。

自闭症孩子虽然听力不行，但眼力准确。孙广宇找了一些球，和学生接传球。刚开始有的学生接，有的不接，甚至接完了就随便一扔。后来她传球的时候就叫学生的名字，让另一个康复老师从学生后面帮他举起双手，接到这个球，并告诉学生你要拿到。这样反复训练了一段时间，他们有反应了，对老师的呼唤也有感觉了。

然后，孙广宇把同样的活动推广到学生中间，让他们自己做，再通过各种统一的运动训练，使他们对老师的指令有了回应。做了一年多时间，其他老师反映这些孩子在班里能听懂老师的话了，有的还能按照老师的指令去做一些事情了。

走进特殊人的世界

刘洋是个自闭症很严重的孩子。刘洋不是哑巴，但没有语言功能，什么都不说，认知能力和沟通能力几乎没有。她的家人很着急，妈妈最大的期待是刘洋能张口，哪怕说一个字也行；而爸爸最希望有一天孩子能喊他一声。

接触刘洋后，孙广宇才知道，刘洋的自闭症让她都难以理解，比如，即使再饿，刘洋也不会说“吃饭”两个字，就是抓和闹，再者就是大哭。很多时候孙广宇都猜谜一样，想这孩子到底哭什么呢，是不是累了，还是什么地方不舒服了。

在观察刘洋时，她发现这孩子喜欢球，只要是球，不管什么样的她都喜欢。孙广宇满足她的要求，给她球玩。培智中心学校的活动器材很丰富，各种各样的球都有，她不断给刘洋换，同时和她一起玩，借此观察她，和她沟通，让她对老师的话有反应。

多数情况下刘洋都不明白孙广宇的意思，比如她说让刘洋换个球，但刘洋毫无反应，依然自己玩自己的。这时孙广宇就强行让刘洋把手里的球扔掉，让她按老师说的去执行。做了多次这样的训练后，刘洋慢慢懂得了她的意思，开始听她的话了。

对于刘洋，孙广宇总结出来的经验是，自闭症孩子不听话是因为你说什么她听不懂，你带着她做，她才会理解你在说什么。

这些经验是孙广宇自己摸索出来的。上学的时候，她学的是临床康复，主要是面对医院病人的。按照在医院实习时的做法来面对学生，发现行不通，结果走了很多弯路。

她记得刚来时给脑瘫的学生做语言训练，因为不懂教育，不知道要保持很好的教态，也不知道该如何跟孩子亲近，教学生都是一板一眼的，不知变通，一个字母的发音能教学生一天，结果教的学生都烦了。校长发现后告诉她这样是不行的，这里不是医院，这样做对学生的康复没有任何意义。

无奈之下，他慢慢改变，实践，总结，向其他老师学习，最终，她从一个“医生”转变成了教师，成了一名合格的康复老师。

理解万岁

成了合格康复老师的孙广宇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包班。包班——顾名思义就是这个班给你了，所有这个班的课程都由你一个人来上。当时她年龄还小，做出这个决定是需要很大勇气的，所幸另一个老师用行动支持了她，和她一起包了一个班。

她由此成了学校最累的老师，从学生早上7点45分上课到下午3点离校，她没有任何休息时间。不仅如此，更让她不能忍受的是有些孩子常常打乱她的教学秩序，使课堂陷入一片混乱。毕竟年轻，这时她的情绪会不由自主地受到影响，对自己的工作产生深深的怀疑，甚至悲观失望。

当时在班里，有个叫何佳的女孩，不仅有严重的自闭症，还有严重的精神障碍。何佳喜欢咬自己的手掌，不高兴的时候咬的更厉害。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发现何佳的手上被咬了很多茧子，她觉得很心痛，就想自己无论如何也要把她这种行为改变过来。

刚开始她只能阻止何佳，但她发现越是阻止，何佳就咬得越厉害。她也用了很多以前摸索出来的方法，但没有任何效果，请教其他老师，他们也是无可奈何。

这让孙广宇一度很沮丧。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发现了何佳一个特点，即你答应她的事情一定要去做，同样，她答应你的事情她一般也会去做。

孙广宇由此看到了转机。她开始用一些小活动引导何佳，让何佳去做，做完后给一个奖励，然后立刻兑现。何佳很喜欢孙广宇的奖励品，每次都按她的引导去做，时间一长，她就在每次何佳准备咬手掌之前，给她一个奖品，前提是不能再咬手掌。何佳接受了这个条件，慢慢地，手掌也忘了咬了，这个坏习惯就改掉了。

其他孩子也一样，虽然智障，虽然残疾，但他们也有正常人的一些特点，只要仔细观察并找准这个特点，然后引导他们，往往会有很大转变，病症也会由此好转。

“我说这些你觉得很简单，但很多时候这些孩子就是不做，你怎么办？这时你要手把手地教他做，做完了成绩还要算她的，让我给她奖励。你说这样公平吗？”孙广宇说完，随即无奈而又感慨地笑了笑。

因为包班是实验性质的，学校投入很大，在第一轮实验结束后，这个班解散了，那些已趋于好转的学生又回到了自己的班级。但这种模式已在全校推开，按孙广宇的说法，如果把环境安排好了，这样的实验在正常的教学班里也是可以开展的。

无法留住的，只能遗憾离开

在培智中心学校，由于一些孩子病症太重，不可能送到学校接受特殊教育，但这种教育又不可或缺，应家长的要求，学校安排一些特教老师送教上门，这些教师中就包括孙广宇。

从2002年至今，她在培智中心学校很重要的一件工作就是送教上门。这期间她先后带了8个学生，其中赵丹、陈朵这两个孩子她带了6年，印象也最深。

她周一和周四去赵丹家，周二和周五去陈朵家，每次用一个小时给这俩孩子做康复训练。

赵丹是脑瘫，刚接触赵丹时，她已6岁，但整天都被爸妈抱着。她让赵丹的父母买了个轮椅，教赵丹使用，这样赵丹活动起来就方便了很多。赵丹生活不能自理，她的妈妈就把工作辞了，回家专门照看她。赵丹有一定的认知能力，每次孙广宇到她家去时，就教她识字读书，还教画画唱歌，这样赵丹的心情会好一点。

赵丹有个弟弟，她总是和弟弟比，自卑情绪很重。赵丹的思想也有些偏激，她总说妈妈偏心，为此孙广宇就经常和她聊天，并借机疏导她。

后来的一天中午，孙广宇接到了赵丹爸爸的电话，说赵丹不行了，要见她一面。接到电话后她和校长骑车赶到了赵丹家，其时赵丹呼吸已衰竭，妈妈把她抱在怀里，一个劲儿地哭，爸爸在一旁泪流满面，说家里经济不好，为了这个孩子已经花了很多钱了，但还是不见好转，既然如此放弃算了。但妈妈不同意，说孩子本来就可怜，来世上一趟不容易，无论如何能多活一天就要多活一天。

两种观点僵持不下，在孙广宇和校长的劝说下，爸爸打了120，把孩子送到了儿童医院，抢救了过来。但最终赵丹还是没有留住，2004年离开了世界。当时她是很晚才得到消息的，妈妈说赵丹在医院里还一直提起她，说忘不了她——虽然时间已经过去许久，但孙广宇说每每想起这些话，就觉得这是对自己工作的一个激励，尽管她也一再说特教老师能改变的实在有限。

另一个孩子陈朵的病症是脑积水和截瘫，语言也有很大障碍。陈朵的父母都是很有事业心的人，为了工作常常顾不上管她，于是孙广宇就成了陈朵身边人。她每周和陈朵待两个小时，陪她聊天，并给她做生活自理训练。

陈朵当时年龄已经很大了，但大便完了自己不擦，要别人帮她擦。孙广宇就引导她自己擦，并教她自己洗脸，梳头。陈朵舌头瘫痪，能说话但说不清楚，通过孙广宇的语言训练稍微改变了一点，但年龄太大，已经无法彻底好转了。

虽然嘴上说不出来，但陈朵心里什么都明白。有时候孙广宇有事去不了她家，陈朵家的保姆就告诉她，陈朵天天往门口方向望，一听到门铃响就以为是她来了。

现在陈朵已经20多岁了，从去年起，家里已经把她送到了养护院了。

每个生命都有存在的理由

28岁的孙广宇，从照片上看和10年前没有太大区别。她说10年前选择到培智中心学校当老师时，她仅仅希望得到一份工作，对于未来和她从事的这个事业，她并没有想太多。

10年间，面对特教这个困难重重的工作，她没有退缩，而是选择了探索。她并不是没有离开这个学校的机会，曾经有医院找过她，她婉拒了，原因是她觉得“从事残疾人特殊教育是件有意义的事”。

提到特教老师的价值，她说“普通老师教的学生可能考上名牌大学了，成就一番事业了，他们会很高兴，但我们特教老师可能一辈子都体会不到这种喜悦。我们的价值要从生命的角度去看。我觉得每个生命都有存在的理由，不能因为她有残疾就觉得她没有接受教育、接受生活锻炼的意义了。有时候我们特教老师就想：我们这些孩子跟谁比？肯定不能和正常的孩子比，得和他们自己比——有些刚来的时候连吃喝拉撒都不会，但后来会了。我觉得这种感觉无法用语言表达。我有深刻体会，觉得学生进步了我特别高兴。”

如今10年过去了，当初觉得从事特教工作只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的孙广宇，现在收获了一连串的荣誉。2007年，她被评为“北京市十大杰出青年”，整个北京市教育系统惟她一人。当她得知这个消息时，她的第一反应是“怎么可能是我呢”。她觉得自己没做什么，仅仅是喜欢这份工作并努力把它做好了而已。

颁奖仪式举行后，她和国防科工委一个搞航天科技的副总工程师一起接受了访谈，当时她觉得很“自卑”：“我们一起接受访谈让我太惊讶了，这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啊。”

今年五四，她又获得了共青团北京市委、北京市人事局联合颁发的北京市青年最高荣誉——五四奖章。载誉归来，宣武区教委给她举办了欢迎大会，会上教工委的领导甚至还号召向她学习，后来还为她搞了一个优秀事迹报告会——这些都是她之前想都没有想过的。她说作为一个特教老师，已经知足了。

孙广宇说她要感谢的人很多，最后想了很久，她说最重要的是要感谢这个时代。她说如果没有时代的进步，没有对残疾人的尊重和社会对残疾人教育事业的支持，她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荣誉。

继去年在上海举办的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9月6日，北京2008年残奥会也要开幕了。孙广宇说到时她要组织学生去看残奥会，虽然她的学生还不知道什么是残奥会精神、什么是顽强拼搏，但她相信把这些字面上的东西分解成生活中的小事后，他的学生就会知道什么是坚持，什么是向奥运冠军学习，这样他们就会更坚强一些，特教的效果也会更明显一些，他们的将来也会更美好一些。

（为尊重残疾儿童权益，文中学生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