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这个称呼天然就是反抗与批判、正义与良知的代言人。从苏格拉底到孔子，从春秋战国的风起云涌到民国的激浊扬清，知识分子代表着一种精神：负家国天下命运于一身，引领社会与历史风潮，做变革的中流砥柱。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否还能代表一种精神，还能拥有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

2003年，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出版的《中国知识分子十论》，曾获得首届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最近这本书的修订版出版。今年8月8日，该书作者许纪霖教授在上海再次研讨“知识分子”。

许纪霖画像

2001年我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有一次去纽约，特意到普林斯顿大学去见余英时先生。余先生见到我第一句话就问，你为什么把intellectual叫作“知识分子”，他说这个“分子”不好，在中国“分子”都是坏人，“地富反坏右”就是黑五类分子。他说他用“知识人”，而不用“知识分子”。我说我很同意、赞成，但是现在汉语里边“知识分子”已经成一个约定俗成的词汇。“知识人”怎么变为“知识分子”，又怎么重新回到“知识人”，从“人”到“分子”再回到“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知识分子是怎么来的

说到知识分子的家国天下情怀。首先会碰到一个问题：什么叫“知识分子”，谁算“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第一个源头是俄国。18世纪，俄国彼得大帝改革后，俄国社会变成两极社会。上流社会学西欧，开始进入现代化，完全成为一个西欧式的贵族社会；下层社会还是一个处在沙皇专制制度下的、古老沉重的农奴制社会。

拿破仑侵略俄国失败，俄国大军反攻到法国。到了巴黎之后，俄国贵族军官才知道法国多么先进、文明。这些人回来就不可忍受俄国农奴制社会沙皇专制制度的落后，一些贵族就对社会产生了不满。这些人最早是十二月党人，后来就成为贵族知识分子，最典型的是写《往事与随想》的赫尔岑。这些人当时在俄国社会就被称为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是一批什么样的人？从俄国的发生学来说，就是一批受过现代知识和文明教育的人。这些人对现实有强烈的不满，有相当强的反抗精神和批判精神。这就是“知识分子”的俄国原型。

知识分子的第二个源头是法国。19世纪中期，大革命之后，王朝复辟，当时法国发生了“德雷福斯事件”。德雷福斯是法国军队中的一个犹太军官，他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军事法庭判为叛国罪。以左拉、雨果为首的一批著名作家就站出来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叫《我控诉》，为德雷福斯申冤，结果保守派就嘲笑左拉和雨果，说你们算什么，你们凭什么控诉？国家法律宣判他有罪，你凭什么？你难道比法律还高吗？左拉回答说：是的，我们代表了这个世界普遍的正义与良知。保守派就讽刺他们说，你们是一些intellectual（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从此在法国出现。

知识分子的精神是什么

从俄国和法国的源头，可以触摸到“知识分子”首先是有知识，然后有担当，对社会、权力有相当的疏离感，有批判精神。 所以，“知识分子”都有家国天下的大情怀。

“知识分子”代表着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什么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美文学教授萨义德有本书叫《知识分子论》，里面有句话：“知识分子”就是一些具有业余精神的人，“知识分子”不为稻粱谋，而是以一种业余的精神去做研究。美国社会学家科塞说“知识分子”不是靠思想生存，而是为思想活着的人。

“知识分子”典范地代表了启蒙一代人，就是有理性、独立思考、自由思想的人，用陈寅恪先生的话说叫：“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典范地代表了知识分子的精神。

知识分子的理想是什么

“知识分子”不是定义，它背后代表着一种理想。这种理想不是到了近代才有，古代虽然没有“知识分子”这个词，但这种精神已经存在了，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中国有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孔夫子有一句话：“士志于道”，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你要了解这个世界、人类乃至人生的“道”，这是知的层面；第二个层面“志”是实践的意思，不仅要知道，还要去实践，要实践你所认识到的这个“道”。

美国著名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学者张灏教授认为中国古代有双重权威。一重权威是皇帝，代表政统，另外一重权威是士大夫，代表道统。皇帝再厉害还得拜孔夫子，因为孔夫子代表着与皇权平行的另外一重权威，在道统上皇帝不能代表真理，只能由士大夫来代表。孟子讲“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背后所凭借的就是士大夫所代表的天道。在中国古代，何为天道的解释权不是属于皇帝的，而在士大夫那里。

知识分子因此成为文化托命之人。梁漱溟自认为与天命合于一身。陈寅恪先生身上也有这种豪气。1927年，大学问家王国维投湖自尽，陈寅恪说“当一个文化衰落的时候，一个为文化所化之人必定为之痛苦”。王国维不是为殉清朝，乃是为中国文化而死。在这之前也有一个大儒为中国文化而死，就是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在梁济、王国维看来，当文化死了以后，他们的生命也死了，只剩下皮肉而已，所以他们要殉这个文化。

痛苦是知识分子的宿命

今年是王元化先生诞辰九十五周年。王先生也是一个“文化托命之人”，他身上有梁漱溟、王国维、陈寅恪身上一脉相承的精神。晚年的王先生总是迫不及待地要和我谈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危机。他不谈政治，政治是朝朝夕夕的事，历史当中最深的是文化，一旦几千年的人类文化发生了危机、断裂，那么人类就会走入歧途。王元化先生晚年有句很有名的话叫“这世界不再令人着迷”。这个世界过去充满了魅力，充满着意义。

王先生晚年非常痛苦，精神上的痛苦尤甚，这种痛苦我称为“忧患意识”。知识分子会为和他不相干的事痛苦，这就是从孔夫子开始的“忧患意识”。西方知识分子有罪恶感，人生来有原罪，这是基督教文化的传统。中国没有原罪感，但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忧患意识，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知识分子常怀苦痛，因为他有太多的忧虑，他内心装的是家国天下。

知识分子家国天下负于一身，要不痛苦，也难。《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中最后一篇是我写的《“我是19世纪之子”：王元化先生的最后二十年》。王先生曾给自己的学生写过一封信说：我记得鲁迅先生曾给一个青年写信说“人生实在痛苦，诚哉斯言”。鲁迅先生晚年也很痛苦，这种痛苦不是凡夫俗子的那种痛，这与他们的家国天下情怀、忧患意识有关。“知识分子”就是情怀党，你不是情怀党，还真不能算什么“知识分子”。

痛苦是知识分子的一个宿命，如果你无法承受的话，那就不必做知识分子。如果你要做的话，那就自觉背上了沉重的“心灵的十字架”。

民国是一个短命的朝代，现在大家都认为这个短命的朝代非常丰富，非常精彩。这些年老说“民国范儿”，什么叫“民国范儿”？民国知识分子典范地代表了一种民国的精神，就是“民国范儿”。

“民国范儿”的第一个精神要素我称之为“纯真”。西南联大在历史上只有七年时间，但它创造了世界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七年时间里面产生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一百五十七个两院院士，无数个学者大师。西南联大今天成为一个神话，今天的中国没有一所大学可以和西南联大比。西南联大的师生们有一种“纯真”，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战争年代，前方在打仗，他们就在后方读书。每天日本鬼子的飞机来轰炸，经常要跑警报躲到防空洞里去，他们竟然心态安宁。“民族决战岂止在战场”，他们的战场就在学术岗位上。许多民国的经典著作都是在战争环境下写的，冯友兰的“贞元六书”、金岳霖先生的《论道》、钱穆的《国史大纲》等等。

民国范儿的第二个精神要素是“德性”。民国那代人身上的“德性”既是一种古典美，也是一种现代美。

30年代北平城，林徽因家是著名的太太沙龙。一批学者、作家聚在一起谈论文学和学术。沙龙里有一个常客——大哲学家金岳霖，他风流倜傥，谈吐幽默。林徽因与金岳霖是很好的交谈伙伴。有一天林徽因很苦恼地对梁思成说：“思成，我现在有个大苦恼。我发现我爱上老金，但是我也爱你。我怎么办呢？”梁思成说：“让我想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梁思成对林徽因说：“我觉得不配你，还是老金配你，我退出吧。”林徽因很感动，就和老金去商量。金岳霖听了以后说：“还是我退出吧。我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你们还是让我每天下午到‘太太客厅’来喝茶。”结果这三位后来成为终生的朋友，金岳霖也终生未娶。林徽因先过世，梁思成过世之前再三叮嘱儿子，一定要照顾好金爸爸。这种德性不是刻意追求，是自然的，不仅有中国古代儒家的美，也有从西方留学带回的西方文明。他们身上兼有古今中西多重美德。林徽因如今已经是一段传奇，有人以为其中有夸张的成分，但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凡夫俗子的时代，连编一个传奇的素材都没有了。

民国范儿的第三个精神要素我称之为“趣味”。民国知识分子，无论是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还是从事自然科学的，都有很好的文学修养和文化品位。杨振宁先生的古典文学修养是现在一些中文系的教授都未必及得上的。那个时候搞中国研究的懂西学，搞西学研究的也懂中学。中西不分家，西南联大的教授们曾经一度考虑要将外文系和中文系合起来，因为觉得文学应该兼通中西。

钱理群先生讲：今天中国只剩下“没有文化的学者”和“没有趣味的文人”。我深有同感。当今中国，不少学者只是一个专家，一离开自己的专业就非常无知，缺乏文化；而有一些文人好像有文化，但写出来的文章趣味不高。今天的知识分子首先自己看不起自己，看见权力和金钱就自轻自贱，说出来的话都是凡夫俗子的语言，怎么让你的学生钦佩你，没有趣味，也没有幽默感。

在我看来，现在的教育整个变味，只是追求成功，严重忽视趣味的培养。去年有一个内地大学大四的学生给我写信，想通过免试直升读我的研究生，说他已经和指导老师在刊物上发表五六篇文章了，以此来证明他的成功。我给他回封信说，只有三流、四流大学才讲究发表论文，一流大学的本科生在大学期间最重要的是培养品味，知道什么是卓越，什么是平庸，通过读书和写作业，将自己的学术趣味提升到某个层次，以后再从事学术研究，就有一个比较好的起点了。然而，发了这么多平庸之作，只会败坏学生的学术品味，只知道成功，这是今天大学对老师和学生的最大戕害。

清华当年成立国学研究院，梁启超先生推荐陈寅恪。清华校长一看，他连大学文凭也没有，也没有著作和像样的论文，就说“这就难了”！梁任公听了很生气，说：“陈寅恪半篇文章就抵得上我梁某人著作等身！”有梁启超这句话，校长马上聘用了陈寅恪。为什么？他信任梁启超，梁启超用自己的信誉担保陈寅恪。但陈寅恪在今天，大概连小学老师都做不了。

民国范儿的第四个精神要素是“尊严”。人最可贵的第一个是生命，第二个是精神的尊严，知识分子尤其在乎自己的尊严。2012年南京大学学生创作了一部话剧《蒋公的面子》，讲的是抗战期间，中央大学的三位教授收到了校长蒋中正的吃饭请柬，三个人都很纠结，要不要去赴宴。这不是给不给蒋公一个面子，而是自己是否有尊严。李白说 “天子呼来不上船”，哪有人家一招手就去的呢。知识分子是有自己的尊严的。

王元化先生一生最尊重、最看重的就是人的尊严。在他看来，人的精神是不可侮辱的。1955年，他被当作胡风分子被隔离审查，查了半天，找不到罪名，组织对他说，你只要承认胡风是反革命，你就没事儿。但他死不承认，他说：我想不通，胡风可能有错，但他一定不是反革命。王先生因拒不承认胡风是反革命，因而被打成胡风分子，吃了好多年的苦。如果放在今天，可能许多人觉得怎么这么傻，承认了又怎么样，反正是被迫的，大家都可以原谅的。但元化先生觉得，一个人不说假话涉及知识分子的尊严。人总有些底线是应该坚守的，特别是涉及人格的基本尊严。元化先生最让我敬佩的是一生没说过假话，他说：“人的思想是不可侮辱的，思想是古怪的东西，思想不能强迫别人接受，思想也不是暴力可以摧毁的。”他有一封信中这样讲，“我一生尤其在‘文革’及‘运动’当中，经历了太多的残暴、冷酷、兽性，因此我希望你们一代不再有人格的侮辱，能保持自己人的尊严。”

民国虽然有庸人和烂人，但民国毕竟出了一群让我们非常敬佩的“民国范儿”。他们主导了知识圈的风气，使得庸人、烂人不敢做真小人，只能做伪君子，因为有真君子在那儿，所以民国的大学风气好。特别是那些一流大学有正气，靠的就是这些民国范儿。

从知识分子的家国天下情怀到民国范儿，那是令我们怀念的一段传奇，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在我们这个时代很稀缺了，我要讲出来，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曾经有过那样的时代，曾经有过那样一些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