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中国教育的人，大概都会承认这么一个事实：中国是教育大国，但不是教育强国。很多人注意到，2004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9%，高等教育规模已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据统计，2004 年全国普通高校共录取新生420 万人，比上年增加近40 万；2005 年招生未见权威统计数字，只知道还在增加。目前全国各类高校在校生总数超过2000 万。2000 万！这已经是一个欧洲中等国家的人口总数。这你就能明白，为什么关于“大学”的新闻与旧事，能成为公众热切关注的话题。

与此相对应的，是另一则报道：日前，温家宝总理到医院看望科学家钱学森，病榻上的钱先生坦诚建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温家宝看望文学家季羡林和科学家钱学森》，《京华时报》2005 年7 月31 日）专家们于是纷纷为

中国大学把脉：有说问题在于只顾数量不问质量，有说毛病出在只讲技术没有文化，还有的认定是推崇专家蔑视通才惹的祸，等等，等等。我则读出另外的意味：一个全世界大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居然“没有一所大学”能冒出“杰出人才”，这太可悲了。可见中国离“教育强国”还很远。请注意，钱学森用的是全称判断，声名显赫的北大清华，也在其批评之列。

当然，关于中国大学的声誉，还有另外的说法。记得是去年十一月，报纸上刊出《泰晤士报》大学排名，北大居然名列第十七（《〈泰晤士报〉推出最佳高校排名，北大跻身全球前20 名》，《中华读书报》2004 年11 月10 日）。

在我看来，这个排名所肯定的，不是北大的科研成果，而是中国在变化的世界格局中所具有的地位。中国在崛起，在全球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学者们在关注中国的同时，也开始关注中国的高等教育。这就有意无意地提高了中国大学的学术声誉。对于这个排名，北大当然高兴，校方网站上当即转载。可此举马上受到批评。我们系一个教授，在第一时间给校长写信，称不该看重此类排名，应该有自己的立场，走自己的路。校方还算冷静，到此为止，不再宣传。

就学术实力而言，学界普遍认为，北大清华只能排在二三百，进不了前百名。当然，如果带进学术声誉以及实际影响力，那又是另一回事。在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说过一句很有名的“大话”：就教学及科研水平而言，北大现在不是、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是“世界一流”；但若论北大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所无法比拟的。因为，在一个东方古国崛起的关键时刻，一所大学竟然曾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样的机遇，其实是千载难求的。我想说的是，大学排名取决于文化背景及理论设计，即便是国外很有影响的排行榜，也都各有其长处，也各有其盲点。说你十七，没什么好得意的；说你两百，也不必要丧气。

说这些，是有感于现在中国的大学校长，大都有理想，想做事，而且是做大事。这么一种积极向上的志趣，如果没有辅以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很容易变成花拳绣腿，热衷于做表面文章。明白办大学、办好大学、办第一流大学很不容易，以平常心看待中国大学的进步，不提过高的标准，更不要拿排名、获奖说事。

国际上的大学排名，就好像诺贝尔奖，应该尊重，但不该过分推崇。前几年，有个剑桥大学的博士生，跑来北大跟我谈了好几次，她的论文选题很有意思：如何看待中国人的诺贝尔情结。几十年了，文学界老是絮絮叨叨，埋怨为什么没有中国人获奖。有讥讽评奖委员会的“傲慢与偏见”，有说问题出在译本上，有称谁谁谁不死早就得奖了，还有人努力讨好委员会中惟一懂中文的马悦然。那年在香港，看马悦然先生比比划划，说有那么多作家给他寄新书及书稿，希望他翻译并推荐给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引起在场人士的哄堂大笑，真的，我很难受。前两天看傅光明写的《老舍差点获诺奖，一个神话？》，辨析一件流传很广的传说：1968 年颁发给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诺贝尔文学奖，原本是准备颁给老舍的；获悉其已在两年前跳湖自杀，只好换了另一个东方人。这传说破绽很多，但流传甚广，逼得马悦然前几年出面公开否认：最有可能获奖的是沈从文，1987 年进入终审名单，1988 年再次进入终审名单，如果不是刚好那年去世，极有可能在十月获奖（《社会科学报》2005 年7 月21 日）。结果怎么样？大家吵来吵去，吵了大半天，最后是法国籍的中国作家高行健获奖了。中国作协随后发表的声明，在我看来，很不得体。

自然科学奖大概不会这样，不管是大陆的、台湾的，拿美国护照、德国护照的，只要是华人获奖，我们都该祝贺。当然，最好是在大陆工作的科学家获奖。但获不获奖，带有某种偶然性；我看中科院院长说十年内获奖，直捏一把汗。不是说不可能，而是将评价标准定在这里，不太合适。

毫无疑问，中国的科学技术，必须做大做强，但这需要一个过程，而且，最好是水到渠成，切忌用搞运动的方式来提奖学术。前几年，北大为了发展文科，春天开动员大学，秋天开表彰大学，我戏称为“春种秋收”。用心很好，但效果并不佳。学问不是领导鼓鼓劲，就能马上上去的；除非你事先安排好，否则，不可能立竿见影。

学术讲究积累，单有个别天才不够，还需要一大堆学术上的台阶，不可能一蹴而就。常见学生们追问，我们什么时候才有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不想学走路，就想着百米冲刺，破世界纪录，这样的心态，很普遍。一开始，我会表扬他们“雄心壮志冲云天”；现在，反过来，我批评他们“自私”、“偷懒”。尽想着破纪录后的鲜花与掌声，不愿意做铺路石。一代人，不，几代人，摘取科学桂冠的，就那么几个。其他人的工作，很可能只是在“铺路”。

不否认学问是在不断推进，但大都是点点滴滴的进步；积少成多，终于有一天达成“科学的革命”。这样的学术史观，现在似乎被颠覆了；你看媒体上的报道，每天都有激动人心的突破。惟一不明白的是，如果只是各领风骚三五天，这“填补空白”也就太容易了。

老一辈学者讲话严谨，甚至可以说是木讷，这不妨碍我们对他们的尊敬。现在不一样了，新一代学者大都变得伶牙俐齿，能说会道。不能说没有努力过，可很明显，说的远比做的好。这不是个人性格问题，而是学术制度造成的。都说近年中国学界十分浮躁，为什么？在我看来，最大原因是各种冠冕堂皇的学术评奖。我承认“重奖之下，必有勇夫”；但不太相信评审之举，能长学问。对于人文学者来说，独立思考的权力、淡定读书的心境，以及从容研究的时间，是最为重要的。印象里，评奖最多的，是那些容易做假的行业。越是不自信，越是质量没保证，越需要各种奖项来“保驾护航”。

得出三个小小的结论：第一，中国大学要想成为世界一流，任重道远；第二，提升中国学术水平，不能急火烧心，更忌讳乱吃补药；第三，过多的规划、检查与验收，过于频繁的学术评奖，不利于学术的发展。

本文摘自 陈平原 著《大学何为（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0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