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培训机构要从实际出发，该停的则停，该改的则改，该鼓励支持的则鼓励支持。要规范培训机构的入门标准和程序、规范业务项目和收费标准、规范培训内容和培训用书、规范公开资质信息的内容和平台。

●治理校外培训市场离不开规范学校办学行为，要严格落实义务教育学校免试就近入学、一年级“零起点”教学，防止层层传导升学压力。学校是教育主阵地，办好学校课后服务，是使校外培训热“降温”的根本之策。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针对当前校外培训机构存在的有安全隐患、证照不全、超前培训、超标培训等突出问题，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关键环节入手提出了明确设置标准、依法审批登记、规范培训行为等一系列措施，对于推动各地加强校外培训机构日常监管、规范校外培训市场秩序、减轻学生过重课外负担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这份《意见》的背后凝聚了社会各界的心血。自今年2月四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以来，为了摸清校外培训市场及机构现状，十三届全国政协成立了专题调研组，赴各地实地调研，召开多场次专题研讨会。就在《意见》印发前举行的十三届全国政协第六次双周协商座谈会上，多位全国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就“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展开了一次集中“会诊”，提出了不少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校外培训为何“高烧不退”

北京一所知名小学五年级学生张华（化名）刚和校外补习数学的老师道别，就被妈妈连拉带拽地匆忙送到了另一家机构的英语培训班。

张华说：“每天从学校放学后，我都要去上培训班，每天回家都很晚。”

实际上，不少中小学生和张华的情况相似。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是近年来社会广泛关注的一个痼疾，也是牵动社会敏感神经的一个难题。党中央、国务院也高度重视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十三届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专题调研组已先后前往北京、湖南、安徽调研，召开19场座谈会。

在协商座谈会上，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主任、教育部原部长袁贵仁介绍，经过密集调研，委员们认为，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是一个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的任务，需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政府主导，构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位一体”的育人体系，综合治理、疏堵结合，深化改革，精准施策。

究竟是什么导致校外培训“高烧不退”？

对于孩子们的校外“加餐”，家长们普遍表示，主观上并不愿增加孩子过重课业负担，增加家庭经济压力，但担心别的孩子培训了自己的孩子不培训就会掉队。

此类“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培训机构的营销宣传，实际上都是迎合也制造了家长的分数焦虑甚至恐慌，让家长坚信孩子不上培训班就会输在起跑线上。把孩子送到了培训班，家长才感到心理踏实，才觉得自己尽了责。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教委副主任孙惠玲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畸形扩大，家长陪着甚至逼着孩子忙碌穿梭于一个个培训班，孩子们自然就失去了本该属于他们的休息、玩耍的时间，所以学生和家长都身心疲惫。

谈到学校与家长之间的需求关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俞敏洪表示，以北京某区为例，因为家长眼里只认定那几所好的小学，所以拼命想把孩子送进去，而学校容量是有限的，为了招收好生源，明里暗里就滋生了许多选拔性测试。

培训机构有名无实的虚假宣传,也是与会委员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大连市副市长温雪琼说，从表面上看，校外培训机构过度渲染和家长因焦虑导致的盲从，是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的一个重要推手，但究其根本，还是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与教育资源供给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所致。在择校、择优、争学位难以停息的当下，学生、家长、学校都希望通过课外“加餐”补课的方式来提升孩子所谓的竞争力。

这种由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所产生的教育差异，在学校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都有明显体现。俞敏洪在座谈会上说，中国教育不均衡问题，不仅仅是城市学校之间的教育不均衡，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城市和农村以及一些边远地区的教育发展不均衡问题。

当然，有委员提出“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教育评价方式”和“唯分数论”，也是造成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的重要原因。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副市长白清元认为，升学压力在教育行政部门、校长、教师和学生中间的层层传导，使课内课外各种能提高分数的做法大行其道，“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科学的教育质量评价体系”。

事实上，国内从教育评价角度进行的改革探索，始终没有停止过。2008年江苏推行的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改革，就是通过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和等级测评及高考等多元方式，改变过去相对单一的学生评价方式。

与江苏的探索相似，近年来上海推出了中小学绿色评价，郑州、大连等地也进行了相应的评价探索。与此同时，新高考改革也将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考，变过去的结果评价为“过程评价+结果评价”，这是对传统高考的重大突破。

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副省长陈星莺对此提醒说，这些改革都很有价值，但过程评价的尺度掌握和节点控制很重要，要谨防额外加重学生负担。

教育供给侧改革可为校外培训热“降温”

持续“高烧”了多年的校外培训机构，今年年初因一份紧急通知迅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温雪琼说，之所以校外培训始终“高烧不退”，与部门监督职责不清，法律规定不明，对校外培训机构资质注册混乱、“走商不走教”打教育咨询和培训擦边球、超范围经营、超性质营利、超前超纲教学、“占坑”排位、过度营销等缺乏有效约束，监管存在“灰色”或“真空”地带等诸多因素有关。

据温雪琼介绍，他们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地方教育培训机构中，依法取得教育部门办学许可的不到总数的20%，经工商部门登记的咨询企业占60%，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从事教育培训的则超过20%，而校外托管机构因为国家没有明确规定，所以校外托管机构都没有办理相关手续，其潜在的安全、食品、卫生、消防等隐患问题令人担忧。

今年2月，教育部会同民政部、人社部、工商总局等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针对“存在安全隐患、证照不全、超前超纲培训、中小学教师课上不讲课后到培训机构讲”等六大问题，开展了专项治理行动。与此同时，教育部还专门印发公告，规范面向基础教育领域组织的竞赛、挂牌、命名、表彰等活动。对此，俞敏洪表示，此次整顿把培训机构和公立学校的利益关系进行了切割。

对于当前“高烧不退”的校外培训，委员们开出了5剂教育供给侧改革的“药方”：治理校外培训机构、规范学校办学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