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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之于村民的重要性，正如一位老农所说，“村里没了学校，就像家里没有了孩子”；而没有了朗朗读书声的村子，就像“丢了魂”般可怖。凡此种种，说到底，农村学校撤并不只是个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价值选择问题：是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还是按权力意志行事，服务于政绩需要。这意味着，在设计、采用调整策略时，是否充分吸纳了更广泛的民意和遵循教育规律。进而言之，撤否学校关乎农村教育的未来，考验的是是否对农村教育真正重视。理顺了这个问题，一些地方政府所谓的教育资金不足、留不住师资等等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据报载，湛江在中小学布局调整工作中遇到不少阻力。当地教育局官员称，石角镇拟撤并34家“麻雀学校”，优化教育资源，但到目前为止，仅完成对3个分教点的撤并。
湛江农村学校撤并工作遇阻，显然并非个案。今年7月，浙江缙云县大洋镇中学被撤并，导致数百学生被迫到60里外的乡镇求学，由此上演白发老者带着百余名村民集体下跪的悲情一幕。
肇始于2001年的农村学校大规模布局调整，源于农村人口总量和结构发生变化、农村生源锐减的现实。从理论上来说，撤并一些条件较差的教学点，实行优质化办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学校规模效益，进而促进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教育平权。然而在更广泛的实践层面，由于一些地方在制定农村学校调整规划时，罔顾城乡经济水平和群众的现实需求，简单地执行“村不办小学，镇不办中学”、学校向城镇集中的调整策略，从而导致布局调整工作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比如，上学路途遥远，安全隐患多；陡增家庭经济负担，甚至出现辍学等等；此外，一些地方撤并后实施大班教学，如何保证教学质量也是个问题。
但问题不仅仅止于教育方面，其背后是一个更为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一方面，农村学校撤并关涉农村文化传承问题。可以说，一所学校就是一个村庄的文化血脉，担负着传承农村文化的重任。而农村学校撤并，以及由此导致乡村教师逃离乡村，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一个村庄的文化根基被割断。另一方面，农村学校大量消失，还是农村空巢化的助推器。原本，在城市化进程中，大量青壮年农民工流向城市，致使村庄成为“386199部队”（38、61、99分别代指妇女、儿童、老人）；而随着农村学校的撤并，许多农村家庭只能被迫选择寄宿制，这就使得原本就已脆弱不堪的留守关系雪上加霜；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留守者陷入“孤岛”的境地。
